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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断出自文本 证据充分翔实 借鉴西方文论的某些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中的问题，无疑是可行的研究路数之一，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切忌生搬硬套。以前的研究中就存在这一偏向。相比之下，周建渝先生则跳出了这一窠臼，他始终坚持立足文本，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文本全面深入地剖析，来证明自己新论断的可信性，从而显得证据充分而又翔实，论断坚实而有说服力。如关于刘备“仁义”特征问题，在《刘备“仁义”形象的反讽与解构》一节中，他详细分析了刘备“败走江陵”、“失信吕布”、“争夺荆州”、“夺取西川”、“兴兵伐吴”等一系列重要情节，这几乎囊括了刘备一生的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自己的新论断：“《演义》一方面呈现刘备对其臣子及百姓的仁慈，以及刘备对关羽、张飞的义气；另一方面又通过刘备对吕布、对东吴、对刘璋的种种不仁义的叙述，一步步抹除刘备的‘仁义’。”“《演义》以刘备一连串自相矛盾的行为来消除确定的意义，质疑其‘仁义’形象，以达到作品叙述的自我解构”（第31页）。这是在众说纷纭问题上提出自己新见解的突出例证。关于《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争议，赞美其仁义者有之，认为其虚伪者亦有之。鲁迅先生的论断——“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则精辟地指出了作者主观命意与作品客观效果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欲显”“长厚”是罗贯中的主观命意，“似伪”则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也有学者从刘备的“显性性格”与“隐性性格”的角度来诠释刘备形象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周建渝先生则化用解构批评理论，从文本中刘备自相矛盾的行为中，看到了“意义的建构到意义的消解，暗示出文字呈现意义的不稳定性，亦瓦解了文字表述似乎要导出的某种确定含义”（第31页）。这就打破了过去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与评价方式，启发读者从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的层面去作各种角度的解读，从而使文本的诠释具有了多种可能性，从而防止了把本来内涵十分丰富的文本人为的固定化、绝对化与僵死化的倾向。这是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尝试。 此外，诸如《演义》与《战国策》、《史记》在叙述模式与主题上的文本互涉的论断，项羽/吕布/关羽之叙述的文本互涉的论断，魏、吴、蜀三个集团种种不同的君臣关系的论断等等，作者皆注重立足文本，通过大量例证的多角度剖析，进行充分而有力的论证，从而令人信服。 总体来看，周建渝先生的这部专著是鉴于《三国演义》中“蕴涵了异常丰富的可诠释的潜能”（《自序》），而“以往学者对《演义》的诠释，倾向于作品叙述意义的确定”（第15页）。针对这种倾向，他重点在于“尝试运用解构批评的视角，揭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或相互矛盾之叙述，由此看出作品意义呈现之相对性或不确定性，以及作品叙事结构的开放性”。“由此揭示作品意义的多重性与多义性”（第13页）。作者把他这种研究的目的最终归结为：“有助于‘话说三国’之研究朝着丰富与多元方向的发展”（第14页）。这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提升拓展与兴旺繁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