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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爱玲具有突出的女性意识，在西风东渐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她因其个人的特殊经历和作为女性的生存体验，再加上在英式教育背景中培养起来的具有突出的个人主体意识的理性反思，寻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根基，强烈体验女性乃至人的价值虚无感。所以她的女性书写弥漫着阴郁、逼仄、无望的苍凉氛围。张爱玲缺失审美超越性追求与自由体验，这是理解张爱玲创作整体审美风格的关键。 关 键 词：张爱玲/女性意识/价值体验/虚无 作者简介：王攸欣(1966-)，男，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哲学 一、引言 张爱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意识甚为突出的作家，其女性价值体验和生存展示极具特点：一方面似乎相当精微、颇为逼真地显示了现代处境中中国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并着意表达了其独特的性别体验和独立的价值立场，也有着某种程度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相当程度地扭曲了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和体验，甚至颠覆了女性生存的价值基础，带给读者一种荒凉的价值虚无感。同时，她希望在这种虚无感上创构出自己的价值体验世界，虽不乏敏感、细腻、自尊的特点，却终究是一种较为阴郁、逼仄、无根的世界。这是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风格和成就所在，也可以说是她自身生存之拘囿。当然，她自己也在反思着这种拘囿，在某些文本中表现出突破传统女性生存样式的努力，其理性化的倾向相当突出，尽管这种努力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正是在这种努力中展示她特殊的文学生存。以往研究者对其女性意识有所分析，也有文本解读甚为出色者，如林幸谦的两部著作《荒野中的女体》《女性主体的祭奠》，都对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及其价值体验、女性书写有相当深入的探讨。①这些研究往往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揭示了某些女性书写的特征，但又有着对深层人性特征的遮蔽，对张爱玲特定的价值取向的形成逻辑和生存体验探析得还不够细致深入，所以在这方面尚有足够开拓的空间。本文在笔者《路翎张爱玲小说审美内蕴比较论》对张爱玲小说之女性书写及价值特征有所阐述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探讨其价值体验、自觉的反思以及女性书写中显示出的不同生存探索方向。[1] 二、张爱玲价值取向的文本投射 《小团圆》(1975)是张爱玲晚年作品，也是一部极为少见的真诚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一词恐容易引人向虚构性方面过分联想，所以毋宁说是自传性文本，其真实性甚至可能超过一些所谓的回忆录或自传。固然，就人类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功能而言，任何回忆本身必定带有想象虚构的成分，也和个体的价值取向有关——最为充分地展现了张爱玲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存、价值体验，作为独特个体的人生经历和性情得失，没有青年时期乃至整个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那种矜持、造作乃至表演倾向。当然，这也只是她自身的生存真实，不意味着她的叙述完全契合她叙述对象的生存真实，事实上，她对周围人的叙述，都带有某种根于其自身个性的扭曲，包括她母亲。②其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之突出，在中国这样一种女性性别意识受到严重压抑的宗法文化背景中尤为难得。作者对于自身生存状态与价值意识的逼真性叙述是相当出色的，如第五章曾写到主人公盛九莉——实即张爱玲本人——30多岁时在美国堕胎的经历：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时长，毕[引者按：应为笔]直的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2][157] 这一段是文本所着力叙述的她人生历程的最后一个关节点，也可以说是她一生性情、经历导致的重要人生决断，理应引发读者对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价值观的深思。为什么九莉在怀孕四个月后还要打胎？她为何要在丈夫汝狄说“生个小盛也好”的情况下回答：“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2](155)③其根源和具体价值观念究竟如何？这种价值观念关涉到张爱玲创作的整体价值取向和题材选取，也影响到她的审美风格和人物造型，因此是真正深入理解把握张爱玲创作的关键。可惜以往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这就使对张爱玲的理解没有深入到其生存之根，不仅限制了对于张爱玲小说的理解，也影响了对于其审美风格与创作成就的适当评价。 纵观张爱玲一生及其诸多小说与散文，可以发现她以其天赋的敏感忧郁性情，成长于充满利益纠葛、个性冲突的阴郁家庭和现代性处境中，又受到了高度理性化的现代教育，对人生充满悲观，形成一种强烈的对于中国传统女性价值规范的反叛。④家人之间的关系在她成年以后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如在与胡兰成结婚前，她提到要还母亲抚养她的钱，不久胡兰成送了一手提箱钱给她后，终于赢得她的认可。她此后又担心胡兰成误以为她以这种方式索要财产，自己不便也不愿分辩疏解。[2](161)⑤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不愿意割断和另一位年轻护士情人的关系，并在张爱玲面前无所顾忌地炫耀与其他情人的爱意，张爱玲终于在难以言喻的嫉妒和痛苦中，感觉自己“从此萎谢了”，下定决心断绝这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同时也因胡兰成是被通缉的逃犯，她从某种意义上，又有些大难解脱而能免除良心不安地奉还了这笔钱，算是作了一个彻底的了断。用别人的钱，在张爱玲看来，意味着某种独立性和人格尊严的失去。她甚至还在十来岁被父亲继母暴打禁闭，逃离父亲家到离婚的母亲那里，打碎了一只茶壶，即马上花高价配了一只，“她从家里垫在鞋底带出来的一张五元钞票，洗碗打碎了一只茶壶，幸而是纯白的，自己去配一只，英国货，花了三块钱。蕊秋没说什么”。[2](116)⑥这也表现了她强烈的自尊心以及与母亲的感情隔膜。正是这样一种亲人间疏离、隔膜的情感体验，使得张爱玲小说表现出的女性生存处境的整体氛围是压抑、悲凉的，她的女性意识和价值取向尽管是高度理性化的、自觉的，却是不太正常的。因此，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格上也极少康健积极的，倒是变态者居多，如《心经》中恋父入迷的许小寒、《金锁记》中变态杀亲的曹七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麻木自卑的孟烟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奢华淫靡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临性恐惧的愫细姐妹，诸如此类，甚多，这还不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连环套》中的霓喜、《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封锁》中的吴翠远、《留情》中的淳于敦凤等，因为她们的选择似乎悖于情理，却也还可算得是常情，不失为一种对于无奈处境合乎理智的自觉应对，至于写作是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⑦相对阳光的女性形象如言丹朱等又较空洞。正因为在张爱玲冷静锐利的眼光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大多是一种利益的关系，“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即使她也说“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3](72)，但她笔下的女人实在很少真正可爱的，大多在利益的漩涡中，少数在情欲的煎熬中，表演人性的丑陋和偏执、残酷与悲哀。张爱玲也写情爱，但很少健康的情爱，大都是被扭曲的，甚至极端变态的情爱。她似乎认为女人们都把情爱的根基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她所看到的现代性处境中的人际利益关系，其实也是较为狭隘的，每每只是一种浮面的物质利益而已，并非真正深层次的生存利益。白流苏算计范柳原只是想获得一个稳定的饭碗，淳于敦凤嫁给米晶尧甚至没有什么情欲的需求，吴翠远只是摆脱无聊而被冷落的处境而堕入荒唐的白日梦。⑧倒是张爱玲自己命名为《金锁记》的女主角曹七巧，主要并非被金钱枷锁，恰恰是被宗法伦理和遗产继承制度所禁锢，正如笔者在他文所述，在对姜季泽为谋财产的虚情假意作出选择时： 曹七巧所面临的选择其实并不是金钱欲和情欲的选择，而是金钱欲和靠不住的虚假情爱之间的选择。这是多数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甚至张爱玲本人取名《金锁记》也偏离了她实际表现的故事内涵。如果有真正的爱和性，黄金并不一定构成曹七巧的枷锁。曹七巧选择金钱是合乎情理的，这次选择对她来说几乎是无可选择。[3] 这也正说明，张爱玲关注的主要是金钱、财产。但即使曹七巧这样的情况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并不算多见，即如《连环套》中的霓喜，似乎只在乎身份的稳固和情欲的满足，而不在乎儿女们的抚养存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