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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爱玲价值取向辨析 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自然选择的秘密，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具有价值的发现之一。自然选择通过对于生物基因变异的选择性留存，使物种出现进化，即适者生存。[4]达尔文似乎把物种作为了主体。而现代生物基因研究，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已经认识到进化的主体是基因，任何生命个体包括人类个体都是基因延续、扩展的载体，对于基因而言，都只具有工具的意义。⑨人类为了实现这种工具的功能，发展出了适应于各种不同层级、不同范围的主体所需要的文化，包括各种复杂的伦理行为规则和价值观，这样造成文化的多层次和复杂性。但这些都是以适应于增大各个层级主体的基因延续机会而发展起来的。任何人类个体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建立在基因延续因而导致基因以及物种的进化、长存上，文化所发展起来的一切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也都根源于此。⑩女性的价值根基在于以其特殊的性别本能和理智，寻找到最佳的基因交换对象而使自身的基因获得更好的遗传机会，从而也使族群基因获得更好的延续机会。宗法文化发展出来的爱情及贞节观念，也是有利于女性与男性建立稳定的基因交换关系而获得繁育后代的更好的资源、处境优势。在漫长的自然进化和文化发展历程中，男性与女性分化出性别的差异与分工，男性更倾向于向外去获得生存资源，扩展人类从自然中获得资源的能力，调整群体的资源分配方式，为缓解资源竞争发展出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而女子更倾注精力于抚育后代，以感情维系基因延续的家庭单位的稳固，更关注于由情感的细腻性和调节能力实现自身的功能。张爱玲对此似乎是有所认识的，尽管她可能还没有充分理解人类个体作为基因承载者的功能价值，她在《谈女人》(1944)中就说： 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3](70) 她没能理解男子的发展，也根源于最根本的基因延续机会，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的只是男女间物质层面而非基因层面的利益关系，却因而更多地表现爱情的匮乏而不是爱情对于男女关系的滋润，更不是爱情对于实现女性价值的意义。这使她冷酷地掀去了其他多数女性作家赋予爱情的温情面纱，显示出她所看到的现实男女关系的残酷。她很少看到，她的小说也很少表现爱情的健康状态和正面意义。这与她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她父母失败的婚姻以及各自的情感经历给予她的挫折感，她的亲戚如三姑张茂渊的人生选择对她的影响等等，再加上她的看似理性冷静深刻，实则不无偏颇狭隘自私的对于生命之意义的反思，使她得出的一些价值判断往往似是而非，违背人性之根本。如她认为母爱是人类同于兽类祖先的特征，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而不是人性的善，这就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性割裂开来了，如《造人》所说：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3](95) “人之所以为人”，绝不是只在“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而是在于以“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为适应生存环境，实现基因的持存与进化服务，善这样的伦理观念的产生，也是为这一根本需求服务的。张爱玲试图去掉人类的本能基础而仅仅把超出于兽性的部分作为人的定义，实质上是不符合人类在亿万年进化中建构起来的生物机能和认知逻辑的。但她进一步的思考，也显示出她的价值虚无取向的理性思维逻辑基础，那就是人类思维不能“止于自然”，而应该眼光长远地看到，在生存竞争的长途中，一切个体迟早会被淘汰： 兽类有天生的慈爱，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的浪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浪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3](95) 她也注意到人类的本能，自然会繁殖后代，但在她看来，即使是留下了遍布大地的种子，也都是因为天性的自私而相互仇恨的种子，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3](95) 这就是上文所引《小团圆》表现九莉堕胎一节文字的思想根源和价值基础，也充分明确地显示了张爱玲的价值取向多么违背人类的本性以及传统宗法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 然而，我们不必急着彻底否定张爱玲似乎极端的断言，因为她的这种思考和价值体验又有其深刻性和超越感，体现了人类文化现代性的普遍趋向。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文明发展出强烈的个体自由意志和独立意识的必然产物。人类以基因延续为基础的伦理观，是在个体自我意识并没有充分自觉的情势下建立起来的，以往人们的伦理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以人的族群、种群或个体为主体的，实际上却是以基因为最为真实的主体。文化发展到现代，由于人类理性的高度发达，个人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似乎凸显了个体生存的尊严和价值。但是诡异而具有某种辩证意味的是，强烈的个人意识并不能为自身寻找到坚实的价值根基，而追求价值根基的需求也更强烈，却越来越难以找到也许永远也无法找到这样一种价值根基，人们只能在价值虚无体验中感受人生之无根与无望——具有独立意识的古代哲人们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迷茫和悲剧性体验——现代理性似乎只能让人在个人生存体验的层面上理解人的价值。张爱玲是现代中国女作家中最能表现出这种人类的现代性倾向的。正是因为对于人类价值根基的迷茫，所以张爱玲仅仅在个体意识或直接生存体验的层面上，挥霍着她的才华，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在价值虚无体验中感受人生的苍凉，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和伦理位置，并且为这种状态付出痛苦、孤独、无聊、无奈、无告的代价。从张爱玲笔致的细腻、尖新、微妙来说，她是成功的，不仅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价值体验都有她自己的真实生活体验为范本，在文字的运用上她也能使之逼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从她被现代中国人所广泛接受欣赏，被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书写高度评价这一点来说，她也是成功的。确实可以说，此前无人像她那样细致入微地表现现代中国女性在性、情、爱、嫉妒尤其是性、情、爱匮乏方面的微妙感受，凸显出中国女性在极为特殊的文化处境中的性别体验。曹七巧、姜长安(《金锁记》)、白流苏(《倾城之恋》)、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吴翠远(《封锁》)、王佳芝(《色·戒》)、盛九莉等都是写得相当充分、极为逼真的人物，《小团圆》尽管作为小说来说不能算非常成功，但盛九莉完全就是张爱玲本人的真实写照，在写其情爱体验、性体验、嫉妒体验、憎恨体验、冷漠疏离感、自我执著而又冷静克制的性格方面是很出色的——这些都是在她的实际人生经历中一遍一遍地回味，不断重新激活，因而刻骨入髓的——而且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可以说远超过她笔下所有的其他人物。盛九莉像她笔下的多数人物一样，找不到生存的价值之根，所以非常沉溺于一生所经历的生活细节。张爱玲自己写小说，对此有甚为自觉的思考，她认为，正是因为生活没有意义，人生充满悲哀，所以小说家只能在细节的叙述上得到欢悦，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作品《金瓶梅》《红楼梦》都是如此。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4] 不过《红楼梦》的作者和张爱玲毕竟是不同的。《红楼梦》是作者带着悲悯情怀的书写，而且能发现生命的美妙与欢愉，以及这种美妙欢愉消逝的悲哀。尽管作者仍然留恋着逝去的繁华，但有明显的超越性追求，这种追求使其叙述的世界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主义的意味。而张爱玲，更多写生命的丑陋和怨愤，尤其是她的同样具有自传性的《小团圆》，更多的是带着个人的自怜、自恋，对世界的疏离感而写的。然而，张爱玲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似乎恰恰都带有较强的故事性，不少还有都市传奇的意味，这又是为何？那是因为她希望获得读者的喜欢，尤其是期待她最熟悉的上海市民读者的认可。她在1950年代初给朋友邝文美信中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5-6]她自己真正要写的《异乡记》(1946，当时未刊)，则是对于她旅行途中所见到所感受的各种互不关联的细节的不择意义的叙述，这是一个缺乏价值感的世界。不过，即使在一个张爱玲觉得价值虚无的世界里，她也在努力探索叙述着各种女性的生存方式与各自的悲欢，也能引起读者对人性、人生的悲哀和反思。《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十八春》《色·戒》《小团圆》中的主人公不用说，都具有某种代表性的意义。不过，张爱玲像中国现代大多数作家一样，在审美与价值的超越性上无所用力，而且她比多数新文学作家更为冷静地执著于阴暗的现实，在她自己看来，当然是把握住了现实的残酷真相，显示了人性的深刻性与无可逃避的悲剧性，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前景黯淡的，正如《金锁记》写长安“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既是张爱玲创作的长处，也可以说是她的拘囿，正是如此，在读者阅读她的小说时，因为她那种阴冷氛围和人生体验，不容易产生一种审美的超越感，更难以产生一种人生价值的提升，达到一种看透人性真实以后的人生境界的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