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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文与白话”：现实态度与表达策略 将“积习”作为一种言说方式，无法抛开这一言说本身涉及的问题。修辞上的选择与调用，势必关乎对问题的表态，以及这一态度的性质与程度。上述在字面意义与运用方式之间发生的错动、抵牾乃至反转，传达出鲁迅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发言姿态的复杂性。在上述表述尤其是《写在〈坟〉后面》中，“积习”是被放置在“古文与白话”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在鲁迅自身关于语言问题的发言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批判如“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⑩。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过程中，比之于陈独秀“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11)与胡适“不避文言”、“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12)这类稳健折中的立场，以及周作人将“文言与白话”放置在“口语与文章语”的系统中学理清晰的论述(13)，鲁迅的立场和表达策略则更近于钱玄同的鲜明与激烈：“有人说，现在‘标准国语’还没有定出来，你们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话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说，朋友，你这话讲错了。试问‘标准国语’，请谁来定？难道我们便没有这个责任吗？”“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我以为这是最好最便的办法。”(14) 在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发言中，鲁迅是反对一切调和论的，其公开表态绝不采取任何折中与让步。但在其自身的写作实际中，鲁迅却又往往有所夹带或假意检讨，可见他对于来自古典传统的字句、体格的携带与调用，实与钱玄同所谓的“尝试”相合。作为对新的文学语言的探索，鲁迅的白话文写作，内含着对于文学/语言传统的抵抗，同时也内含着对自我的抵抗和更生。质言之，鲁迅自身的语言风格正是在对这种断裂与延续的双重自觉之中形成的产物，因而具备着独特的、不可复制的风格与美感。因其不可复制，使其无法成为一种可被明言或仿效的立场与方法，而只能保持在某种潜在的、深度的层次上，等待着沉淀为某种新的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其影响及效用。直到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仍在讲“说话”问题，主张说“现代的话”、“自己的话”、“活着的白话”而非“死的古文”(15)，但在自身的写作实践中实则又从未放弃过他的“积习”，或许正显示出其立场与态度中可明言与不可明言的两面。 当有评论者如朱光潜以鲁迅为例证发议论道：“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16)鲁迅则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调和派”的论调，而返身将其白话文写作中的文言品格称之为“积习”。从反面的驳斥到正面的发育之后，鲁迅流露出对“青年作者”的忧虑：“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17)在这种重声形与功利化的写作背后，鲁迅批判的是语言的因袭所包含的思想的因袭和奴役。应当说，鲁迅未必是要抹杀古文修养在自身语言风格中的作用，却是怕在“批评家”与“青年”的利用与误用中变质，又演成“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悲剧，因而与其对待“油滑”的态度相类，为免于在拙劣的模仿或恶意的歪曲中衍生出歧路，才以“积习”之名将跟随者挡在门外。不仅是在生活的态度上，在写作上，鲁迅对人与对己的态度也并不相同，正如他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所言：“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8) 言论不可被等同于生活的态度，有时亦难被等同于写作的态度。鲁迅在公开发言与实际写作、对人和对己态度上的分野，都可能造成其言说方式的捉摸不定。而《写在〈坟〉后面》一文在细微的语词、态度的转折和行文结构的调动上，都可谓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上佳文本。其中，鲁迅在感慨印数的增加时说：“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这样的自陈，在鲁迅看来“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19)。而紧随其后的“还有一点余文”，则正是那段关于古文、白话和“积习”的言论。将“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视为“中间物”，甚至将自己也归为受累于这“积习”者之一，莫不是出于上述的一点“顾忌”。然若由此便相信鲁迅身上真还有些旧习气没有洗脱，那怕是要被鲁迅骗了。在如“劝读古文说”之流沉渣泛起之时，鲁迅要出版《坟》这样一本“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20)，是不得不有所“顾忌”并加以解释的。对于那些面对白话文运动逐渐常态化的趋向，而对白话文写作及写作者如鲁迅，加以假意的迎合、曲解、盗用或调和的言论，鲁迅的反击是通过进行自我否定，而不给对方加以利用的机会：你说我白话文做得好得益于古文读得好，我则干脆将其目为应当“荡除”的“积习”、“毒害”与“瘢痕”，而拒绝被作为“目标”和“范本”。但鲁迅并没有在自我否定这一环上停下来，而是又返身践行了其刚刚以“积习”之名否定过的东西，出版文白杂集《坟》者如是，拉来古文为这一杂集作结者亦如是。由否定而“顾忌”。因“顾忌”而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后又无所顾忌——至此，似乎用“顾忌”也无法解释鲁迅这一捉摸不定的态度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