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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0-1960年间的革命通俗小说，在批判晚清以来的现代通俗文学基础上，主要借鉴古典小说传统，构造出一种叙述革命历史的独特文学类型。它们拥有广泛读者，但并未获得主流的文学史位置。本文力图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中分析这一文学类型，借此重新思考古典、现代、当代三种文学间的复杂关系。论文将探讨：一、革命通俗小说在当代的历史流脉及命名方式；二、左翼文坛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下、出于何种政治诉求开始调用“旧形式”，以构建新的“民族形式”；三、革命通俗小说借鉴的特定古典小说类型英雄传奇，以及抗日战争中形成的现代中国认同，与唐宋转型以来的“中国”意识间的关联；四、“英雄传奇”中的古典英雄与现代的“工农兵”，两种主体想象因何交叠又在何处发生分歧。最后，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革命中国”与“古典中国”的延续性关系，及其如何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建构民族认同的方式。 【关 键 词】革命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当代转化/1940-1960 【作者简介】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一起被视为创作数量最多、并且“达到的艺术水平”也最高的两类作品之一①。由于其在当代文学建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因此50年代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两个关键问题得到反复讨论，一是“革命历史”叙述与当代中国合法性建构的关系，另一即是这类小说大都采取的“通俗化”叙事形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内涵。 对于后一问题，许多研究或许过分关注其“意识形态”意味，而对“形式”本身的历史性构成分析不够。因此，常常笼统地将“革命历史小说”视为一个内在差异不大的整体性存在，较少勾勒其形成、变异与转化的历史轨迹。对“通俗化”形式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细致辨析，它常常是“民间”、“乡村伦理”、“传统”或“隐形结构”、“无意识”等的化身，而这一形式的内在差异，比如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比如英雄说部与武侠小说的分别等，及其如何被革命文学接纳，则较少展开历史分析。即便关于“革命历史”的具体指涉内涵，相关的理解也较为粗糙。比如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类小说所讲述的“革命历史”，固然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不同时段，不过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尤有意味的是，除少数例外，那些被视为具有“传奇色彩”、“通俗化形式”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那些“史诗性”的作品，则经常与国共内战的历史直接相关。 类似的问题经常被统摄于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中加以讨论，其关键在如何理解革命中国及其文学的性质，它是否“现代”，其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关系到底怎样？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将其指认为“古典文艺”或“封建文艺”，强调其前现代性②；1990年代后的“再解读”研究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凸显其现代内涵③，背后都涉及这一问题。本文将以革命通俗小说为媒介，力图更深入具体地重新探讨相关问题。 一 “革命历史”、“通俗化”叙述与“民族风格” 论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通俗化”问题时，评论家与研究者大致涉及如下作品：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1944)、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5)、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9)等。 将这些小说视为一种“类型”而展开的讨论，始于1957年《林海雪原》的出版。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很快便在《文学研究》《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④。侯金镜提出，新中国文坛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一种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上都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品”，如《万水千山》《保卫延安》等；另一种则是“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是因为它们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面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林海雪原》就属于这后一类作品⑤。何其芳也特别强调这部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的情节”和这种“民族形式结合得好”，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⑥。王燎荧则判断《林海雪原》“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同时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⑦。 这些评论关注《林海雪原》的三个要点：一是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和资源，特别是如作者曲波提及的“三国”、“水浒”、“说岳全传”⑧等。由此导致其文本叙事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完整、人物特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这些特点往往被描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二是这种叙事特点，也造成了小说的缺点，即“思想性不深刻”，人物性格“单薄”、“不成熟”。所以，相对于“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强的作品，它们无疑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当时的评论文章，一边为这部小说大声叫好，但同时也总会指出它在人物描写(如少剑波的个人主义)、情节构成(如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以及在表现“人民”方面的不足。三是这种小说的最大优点，在于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它“可以替代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⑨，“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⑩。 《林海雪原》之后，1958年出版了好几部类似的作品，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烈火金钢》(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敌后武工队》(11月)、作家出版社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2月)等。这些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时，均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注重故事性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特别是《烈火金钢》出版后，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小说“民族形式”的颇为热烈的讨论。与《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比起来，《烈火金钢》的“民族风格”更直接地与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即新评书体联系在一起，这也使相关讨论能更深入到小说结构、叙述章法等层面去。这些评论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知识》等重要刊物上，因此可以将之视为与当时文学界有意识地发起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一样，是对文学普及问题与民族形式建构问题的进一步推进。 著名评论家侯金镜以“依而”为笔名发表的评论文章(11)，首先从一份读者调查报告说起。如同曲波在创作谈中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并且褒贬鲜明(12)，调查报告也提及读者更容易被“《水浒传》《三里湾》《林海雪原》”这类小说吸引，而对“《死魂灵》《子夜》《山乡巨变》《百炼成钢》”等则印象不深；进而概括出长篇小说创作的几条要求，诸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用行动来描写人物、语言通俗明快、叙述人的介入等等，其典范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的说部”，如“《水浒》、《三国》以及《说岳全传》”。侯金镜认为这份调查表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在创作实践当中的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与这一理论性问题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则是，“我们从五四以来虽然产生了许多好小说，但是在茶肆、曲艺厅、农村、厂矿里，讲述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书仍然始终不衰，甚至占有相当优势”。某种程度上，《烈火金钢》的成功也印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13)播讲的同名评书即在广播电台播出。有回忆文章这样写道：“1958年……不论大街小巷，或是穷乡僻壤，凡有收音机或大喇叭的地方，平头百姓都尖着耳朵听‘肖飞买药’。”(14) 在这样的评论视野中，有意味的问题不仅在小说的“民族形式”与五四式的新(西方)文艺传统之间的某种对立，更在一个特殊社会/文化群体的凸显，即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滋养的读者群，和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处的暧昧位置。一方面，他们代表着“人民群众”，“不积极地从民族风格方面去努力，就不能使新小说在劳动人民中大量普及并且生根”；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习惯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趣味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而使得在“普及”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既要“适合他们的欣赏口味”又“能够教育他们”。“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紧密地关联着这个暧昧的“人民群众”/“读者”群体。 蔡翔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提出，正因为“‘群众’这个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才导致了“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但是，“群众”这一政治性概念和“读者”这一文学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读者’既来自政治的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某种传统”。蔡翔在这里引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某些传统文艺形式——这一形式包括古典文学、民间说书、曲艺、甚至口头故事，等等——的传播过程，已经构成了中国下层社会(乡村和城市)庞大的‘读者’群落，这一群落或许可以被称为某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安德森的理论正是指认出了这个“文化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15)不过，安德森虽然指出了现代民族认同与传统王朝国家、宗教共同体的瓦解及印刷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并没有具体讨论，在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构造的过程中，传统的“共同体”记忆如何发挥作用(16)。论及这一点，其实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区别于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西欧式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以前是农耕帝国后来却将它的政治凝聚性保持到了20世纪末的国家”(17)，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共同体经验与记忆，和现代国家认同之间，有着既连续又变异的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的暧昧处境，作为“读者”的文学趣味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身份之间的落差，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关联着帝国时代的文学传统和阅读经验，而“人民群众”无疑是一种现代构造。 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及其塑造的文本叙事方式，经由无数已经内化并习惯这种文化趣味的“读者”/“人民群众”而延伸至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是，这种传统美学形式和趣味固然可以被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不过仅仅有这样的形式与风格却不足以使文学成为“中国的”(特别不是“革命的”)，因为这里所谓“中国”固然与古典中国文化记忆相关，但更是一项“现代的发明”。因此需要追问的是，古典中国的文化共同体记忆(文学形态及审美惯习、欣赏趣味)，与革命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资源的位置，当代文学的主流建构者并非没有规划。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讨论并公布了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18)，其中的三大构成部分分别是马恩列斯等“理论著作”、19世纪西欧与俄罗斯文学及苏联作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作家需要吸纳的三种资源。与曲波及刘流等明确地倾向于“三国、水浒、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以求能接近“民族风格”不同，被认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高”的《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则这样写道：“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19)显然，同样是叙述革命历史，为何《红旗谱》表现出比《林海雪原》等更高的“现代性”，或许关键便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前者更多地吸纳西欧现代文学传统的缘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围绕通俗化、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问题，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肯定与倚重，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素养”问题，而涉及当代文学创作应当吸纳怎样的文学资源，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人民文学”这样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了。 强调应当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凸显“民族风格”的小说观念，显然并不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出现的1950年代后期才有的。当时，对这类小说的讨论，关联着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当代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理解，特别是与“大跃进”前后提出的新一轮文艺大众化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次讨论中，这种小说形态才得到了理论性的命名，并且以此为契机，这类小说在当代的历史流脉，也得到了明确指认。侯金镜、王燎荧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已将之作为某种“类型”来看待；在评论《烈火金钢》时，侯金镜进一步认为相关的“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脉络。他提及的作品，赵树理之外，还有《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当这些于不同时间出现的作品被视为同一种“类型”时，“革命通俗小说”的命名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作品序列中，《铁道游击队》占有特殊的位置。这部作品出版的1954年，评论文章在肯定其“强烈的故事性”、“朴质的作风”(20)、“生活内容的‘新鲜别致’”与“惊险的战斗”(21)的同时，主要关注它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的真实性与历史意义，并对人物刻画的“简单化”和敌人描写的“漫画化”提出批评。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批评话语关注的重心是现实主义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这也使小说出版后的“畅销”与批评界的“冷淡”形成某种对比。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铁道游击队》在当代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话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既是“滞后”的作品，也是“超前”的作品。说其“滞后”，是相对于1940年代出现的具有同类文本特征的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说其“超前”，则是相对于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文本形态上，《铁道游击队》更接近于1950年代后期的作品：讲述对象为一支小型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鲜明，更具有“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而从创作过程来看，更接近1940年代的三部新章回体小说：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立传，相对更注重英雄人物的对敌斗争故事的全过程及其斗争经验。这两个时期的两种文本特色，被蔡翔概括为从“英雄”到“传奇”、从“真实”到“浪漫”、从“凡”到“奇”的变化(22)。事实上，1940年代三部以“英雄”为名的新章回体小说，与1950年代以“……队”为主体的传奇小说，还存在着许多差别，比如前者主要是从以“事件”为主体的英雄报道转化而来，并都曾在报刊上连载，因此其“章回体”形式与报刊传媒紧密相连；后者主要是以英雄群体人物为主、带有“回忆”和自传性质的写作，并且缺少报刊连载这一环节而直接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因素在影响作品的“真实”与“浪漫”、“凡”与“奇”的具体想象方式方面，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但两者仍旧有着更大的共同点，即借鉴古典文学资源以构造通俗形式和“民族风格”。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从1940年代的《吕梁英雄传》等到1950年代后期的《烈火金钢》等这样一个“革命通俗小说”的创作脉络，那么革命叙述与古典通俗小说因何、如何发生勾连的具体历史情境，就格外值得关注。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散布”着的诸种话语要素的耦合，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出现，而并非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便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方向，毋宁说，《讲话》恰恰是诸要素耦合而成的“新话语”出现的标志。历史研究的深入不是去追溯这一话语的“起源”，而是去探究“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如何“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23)。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去考察在何种历史情境中，古典小说传统与革命话语以何种方式发生了关联，耦合的诸要素发生了怎样具体的意义交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