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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狂欢，朦胧诗作为其中一部分，受到了学界和大众广泛的研究、关注。朦胧诗的兴起衰落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诗刊》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分析《诗刊》发表朦胧诗作和朦胧诗论争文章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朦胧诗潮”中的作用。 【关 键 词】《诗刊》/朦胧诗/兴起/论争/80年代诗歌 【作者简介】胡友峰，李修，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朦胧诗派，这个在当代诗坛最广为人知的诗歌群体，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年“文革”结束后，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从蛰伏、酝酿到爆发，充当了时代的先锋。朦胧诗因独具特色，几乎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新诗的代名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朦胧诗和朦胧诗论争在全国范围掀起一股新的诗歌风潮，中国诗歌因此而展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和魅力。这个过程除了朦胧诗自身的艺术特色外，与重新复刊的一大批报纸、杂志、期刊等大众媒介的鼎力传播也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国刊《诗刊》，它在朦胧诗潮的兴起与终结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诗刊》既是朦胧诗从“地下”转入“公共空间”的重要“推手”，又是在政治话语压力下批判朦胧诗的主力，《诗刊》在朦胧诗的兴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从《诗刊》的杂志特点出发，分析朦胧诗人在《诗刊》上发表作品的情况，进而分析《诗刊》中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文章，探讨作为诗歌“国刊”的《诗刊》在轰轰烈烈的“朦胧诗潮”中所起到的复杂作用。 一 《诗刊》的复刊与朦胧诗的兴起 1957年1月25日，《诗刊》第一期创刊号诞生了，打头的就是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①这句话奠定了《诗刊》以发表新诗为主的风格。在创刊号编后记中，编者热情洋溢地宣布：“诗刊”现在创刊了！随后综述了第一期刊登的内容，并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创作出优美的作品，踊跃投稿。国家领袖的关心和《诗刊》编委会的强大昭示着《诗刊》是诗坛的“国刊”。创刊时的主编是臧克家，副主编是严辰和徐迟。编委中有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这些文坛重量级人物。随后进入诗刊编委的还有卞之琳、郭小川等一批知名诗人。有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高规格的编委和纷至沓来的优秀诗歌，《诗刊》迅速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它的第1期印数为30，000册，由于反响热烈，订阅数字还在创刊之前就远远超过了印数，各地买不到刊物的读者纷纷写信汇款到编辑部，第1期很快就再版一次，加印了五千本。第2期的印数猛增至57，458册，至第4期印数达到73，240册。由于物资紧张，《诗刊》使用两种纸张印刷、定价发行：道林纸本每册四角，报纸本三角。直至当年第12期，印刷数达86，045册，几乎是第一期初始印刷数的三倍，《诗刊》的红火可见一斑。 创办伊始，《诗刊》刊发的内容可分为三大块：诗歌、诗评、诗坛活动消息，囊括了诗歌创作、外国诗歌译介、诗集评介、诗歌评论、诗坛活动讯息等。不断推出新诗歌、新诗人，是《诗刊》的重头戏。选载刊发的新诗创作主题往往与国家社会的动态紧密相连，鲜明地展示出时代节奏的起伏跌宕。在发行的第八个年头即1964年，编辑部在12月1日出版的11、12月合刊号中登载随刊信：“目前，我国各个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为使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本刊决定从1965年元月起暂时休刊。” 这一“休刊”就是十二年的时间。直至1976年1月，《诗刊》复刊，出版了总第81期。在休刊的十二年里，《诗刊》包括主编臧克家在内的编辑、诗人被下放劳动。在复刊前夕，他们陆续被调回北京，重新为《诗刊》工作。臧克家也重回《诗刊》，担任编辑和顾问。复刊之后的《诗刊》，主编为李季、副主编为葛洛。大概出于保护编委的目的，封底也没有像停刊前那样罗列本期主编、编委名单，而是统一以集体的名义冠名编辑者：诗刊社。 复刊的第一期，毛泽东的两首词作为头条刊发，又一次昭示《诗刊》在诗坛的“国刊”地位。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尚未褪去，这一期《编者的话》中，仍有一股浓郁的政治斗争色彩：“它要充分发挥革命诗歌‘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作者大力支持我们，经常监督和批评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为使《诗刊》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这就对《诗刊》的“身份”做了明确界定：它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和意识形态功能。1976年和1977年，《诗刊》所刊发的诗歌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密切相关，诗歌评论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反击右倾翻案风，纪念毛泽东，批判“四人帮”，反苏修运动等等在《诗刊》中都有所体现。 但《诗刊》毕竟以诗为名，诗意的文学话语才是《诗刊》的灵魂。1978年《诗刊》1月号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是1965年7月21日写的，但是推迟到13年以后发表，其象征意义非凡。这事实上是向诗人们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诗的形象思维问题。这可以认为是国家领导人对诗歌创作法则的一种批示，意味着诗歌创作有着自己内在的法则，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在1979年1月，《诗刊》社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胡耀邦在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谈及诗歌创作的相关问题。在国家文艺政策渐趋宽松后，《诗刊》也逐渐回到了诗歌本身。1979年是中国诗坛开始兴盛的一年，“新诗现代化”成为1979年诗坛的最高呼声。何其芳、艾青、公木、孙犁等老一辈诗人们频繁在《诗刊》发表新作。雷抒雁、张学梦、叶文福等青年诗人也多次在《诗刊》上发表作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在我国素有“言志”功能的诗歌成为时代的号角、先锋。有所不同的是，“归来诗人”们似乎还困囿于政治话语，沉浸在迎接新时期光明的诗意言说之中。而青年诗人们则试图在这之外寻找自我，探索新的诗歌语言形式，一批带有新话语方式的诗作在《诗刊》上率先试水。虽然1979年《诗刊》中“青年诗人”发表诗歌的数量无法和占据“制高点”的“归来的”诗人们相匹敌，但《诗刊》的推新不仅给杂志本身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给整个诗坛和全国的诗歌爱好者带来震动和惊喜。在这个寒冬后的春天，各地的青年诗歌朗诵会此起彼伏，大学中的文学社团如春笋般生长，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诗歌民刊出现了，如《今天》、《启蒙》等等。这些社团和民刊集结了一些年轻诗人，他们勇于在油印纸张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当然，有一个更宽大的舞台在等着他们，那就是《诗刊》。 《诗刊》推出新人新诗的时候，朦胧诗人还没有得到“冠名”。就朦胧诗的发展历程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白洋淀诗群”就是下乡至白洋淀的知青们组织起来的一个诗歌群落，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等，“他们以秘密的形式写作并交流，使白洋淀成为一个理想的艺术圣殿”②。由于他们的诗歌带有叛逆的色彩，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悖逆，他们的诗就采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来表达个体的思想感情。这可说是朦胧诗的早期形态。随着芒克1976年离开白洋淀，“白洋淀诗群”也宣告终结。然而，这些诗人回城后并没有停止诗歌创作。他们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了诗歌民刊《今天》，由北岛和芒克主编，这是朦胧派诗人们最初的半公开亮相。在《今天》的《致读者》中写到“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里。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致读者中的豪言壮语说明了《今天》的办刊特色，在创刊号中所刊发的诗歌同样具有变革的力量。在创刊号中刊发了乔加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诗12首。这是朦胧诗人集体的最初聚会。“白洋淀派演变为‘今天’派，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③毫无疑问，这场深刻的革命就是由朦胧诗所带来的。1979年3月，北岛在《今天》上发表的诗歌《回答》被《诗刊》转发，4月《诗刊》转发了舒婷在《今天》上发表的《致橡树》，这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步入“诗坛”，意味着朦胧诗在中国文坛上开始兴起，并且引发了以后较长时间的艺术冲击波。北岛、舒婷的诗歌在《诗刊》上发表，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与当时政治环境的略微宽松和《诗刊》追寻的新诗的现代化之路密切相关。从朦胧诗人创作主体来看，青年诗人们希望将自己的艺术主张用一种振聋发聩的形式推至极端，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诗刊》作为全国诗歌的最高刊物，能够发表自己的作品，当然也是朦胧派诗人们愿意看到的，这与后朦胧派诗人们不愿意与《诗刊》合作而愿意在民刊上发表诗歌作品大相径庭。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三部分将重点论述。 《诗刊》要促进诗歌的现代化，必须要推出新人新作。1980年4月号的《诗刊》将《新人新作小辑》作为头条，集中刊发了十五位新诗人的作品，他们是：张学梦、孙武军、高伐林、才树莲、周涛、韦黎明、顾城、张廓、孟河、李发模、聂鑫森、王小妮、傅天琳、邓海南、辛戈。主编严辰《写在〈新人新作小辑〉前面》中对这些诗人作了热情和中肯的评价： 如果说，开国初期成长起来的诗人们，面对解放了的祖国，面对千百种新生事物，感激、兴奋，抒发的自多舒畅的情怀，明快的讴歌。那么，今天成长起来的新秀，经历了波诡云谲的激变，信赖受到了欺骗，狂热受到了挫折，痛定思痛，爱作冷静的思考，穷究的探索。发而为诗，感情真挚而深沉，意境宽阔而蕴藉；冷静思考常含有哲理，思想解放常笔触锋利。他们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因袭、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很快，在当年的8月号第二条栏目《春笋集》中，又有一批新人新作集中发表，他们是：杨炼、陈所巨、范明、舒婷、王小妮、常荣、陈守中、贺平、北岛、朱文根、梅绍静、鲁鲁、赵守如、卓凡、徐晓鹤。新人新诗确实像春雨过后竹林中的春笋，纷纷探出笋尖，为新生的诗坛带来清新却又勃勃的生机。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岛、舒婷、杨炼、王小妮等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是被《诗刊》集束式推出的。 《诗刊》不仅在刊发作品上力推新人新诗，还积极组织相关活动，希望通过老诗人传带新诗人的方式培养新人。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诗刊》社在北京-北戴河举办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参加者共17人：张学梦、杨牧、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徐敬亚、梁小斌、徐晓鹤、顾城、孙武军、梅绍静、舒婷、常荣、王小妮、徐国静、才树莲。《诗刊》的四位领导即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组织了这次活动。严辰是自1980年1月接替李季担任主编的。编辑王燕生具体主持了这次“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他们邀请了众多文学界、诗坛的前辈：臧克家、艾青、田间、贺敬之、蔡其矫、张志民、李瑛、黄永玉、袁可嘉和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的冯牧等，为青年诗人授课、座谈。无论是与会的青年诗人，还是授课的前辈们的“阵容”，都可以说是历届诗会中规格最高的，而且还是“青春诗会”。④经过短暂的一个多月后，青年诗人们在诗会期间创作的作品由《诗刊》1980年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为总题刊出。《诗刊》这一系列的推新活动都可谓是诗歌界的大动作，其带来的巨大反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显然，朦胧诗是《诗刊》推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朦胧诗从白洋淀诗群起步，经过民刊《今天》的推动，逐渐成型，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刊》迅速地捕捉到它们，使它们从地下传播转为公开出版发表。从1979年开始，《诗刊》就开始将眼光投到了这批青年诗人身上，独具特色的“《今天》诗群”，由于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吸引了诗刊社的注意，在民刊《今天》上刊出的朦胧诗开始在《诗刊》上得以转发。这些诗作不是尖锐的反抗和呐喊，而是逐渐寻找新诗的另一种风格或者说出路——自我。无论是哪一类读者，都能体会到它们的不同。从1979年开始，朦胧诗人开始在《诗刊》上发表作品。下表选取了七名朦胧诗人及其作品，可由此一窥1979年至1982年他们在《诗刊》的发表情况（见下表）（括号内数字为该诗发表的当年期数）。 从这张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从发表的数量上看，朦胧诗在《诗刊》上发表的数量并不多，四年间七位诗人只发表了四十首，以《诗刊》每期的发稿量来大致计算，只占全数的0.02%左右。可见《诗刊》作为“国刊”，态度持重，内容包容并蓄，尽管力推新诗和新诗人，也并没有改变一贯的整体风格，选诗仍以反映国家建设，抒发爱国情怀的大主调为重。但就《诗刊》的影响力来说，诗坛“国刊”能够发表这些作品所透露的这一缕不同以往的风气，很快就能被文坛和读者们所发现。二、朦胧诗在《诗刊》上是否活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影响。1980年是朦胧诗人在《诗刊》集体发力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诗刊》举办新诗活动最多的一年。由于朦胧诗的阵地民刊《今天》在1980年9月份被要求停刊，从第10期以后《诗刊》刊发朦胧诗的数量急剧减少。受此政策波动的影响，1981年仅有王小妮的两首诗刊发。而在略微宽松的1982年则有四位作家发表，其中还有在朦胧诗论争中被视作朦胧诗代表的顾城。在政策最紧张的1983、1984年里没有一首上述诗人的诗作发表。三、在朦胧诗崛起的时候，《诗刊》没有谨慎地保持距离，自恃身份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大胆地接纳了他们，推广了他们。在发表的诗歌里，有一些转载自地下刊物《今天》。如北岛的《回答》，舒婷《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前两者均已发表在1978年的《今天》第一期。⑤在《诗刊》上发表的时候，编辑都将其创作时间的年份标明。舒婷和顾城曾多次在《今天》上发表诗歌，北岛和杨炼则是《今天》的主将。四、这些在《诗刊》发表的诗歌日后成为诗人们的代表作。尽管这些诗可能并不是诗人们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明显具有诗人自身的话语特征，很能体现诗人们的风格。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远和近》等都被人们反复引用、传诵。舒婷的《致橡树》日后甚至被选入语文课本。人们耳熟能详的朦胧诗“名句”大都出自这些诗。这些诗歌的传播之广，影响之远，都跟发表在“国刊”平台上有很大关系。在80年代前后，《诗刊》的发行量达到二十至三十万册，最高可达五十多万册。⑥如此，本来就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们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声誉。由于朦胧诗人的诗作在《诗刊》上的推出，朦胧诗从“地下”转入“地上”，朦胧诗也开始在诗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