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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刊》与朦胧诗的论争 诗歌评论一直是《诗刊》的传统，在1957年的创刊号中就有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其后《诗刊》也经常刊发诗评，也时而以类似专栏的方式集结诗评。如“新诗话”、“诗艺漫谈专栏”等，曾发表了佘树森《含蓄出诗味道》（1977年8月号）、廖一简《短些，再短些！》（1977年11月号）、蔡仪《诗的比、兴和形象思维逻辑特性》（1978年3月号）等讨论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文章。而在时间跨度大、参与人数众多的朦胧诗论争里，《诗刊》并不是论争的发起者。这场大论争的开端是1979年10月复刊的《星星》刊发的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开始他把这篇文章投给了《诗刊》，但《诗刊》并没有将此文发出，这可能与该论题的敏感性有关。《星星》刊发之后，《文艺报》予以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因而此文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该文中，公刘谈及“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⑦。可以说，公刘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之后旷日持久的朦胧诗论争。之后，《安徽文学》、《福建文艺》等官方刊物开始关注青年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出新人新作。特别是《福建文艺》，从1980年第1期起开始对舒婷创作持续关注。1980年4月，中国诗歌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朦胧诗”论争从地下正式转为地上。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⑧这篇文章从应当学习外国诗，发展“走向狭窄”的新诗角度出发，认为适当容忍和宽宏，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此文后来与同为朦胧诗辩护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并称为“三个崛起”。 朦胧诗人在《诗刊》上崭露头角不久，朦胧诗论争就拉开了序幕。很快，《诗刊》就意识到朦胧诗所带来的诗学革命，在1980年第8期开始开设“问题讨论”专栏，专题讨论朦胧诗问题。《诗刊》上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朦胧诗讨论的开始，主要涉及朦胧诗的“懂”与“非懂”问题，并从非正面的视角为朦胧诗命名。二、朦胧诗讨论的深入，对朦胧诗的特点、性质展开进一步的学术化讨论。这个阶段的讨论成果十分丰富。三、主要围绕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进行批判，朦胧诗讨论在非文学因素介入后发生异变，并最终终结了朦胧诗的发展。在《诗刊》1980年第8期专栏开设之初的编者按这样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编辑部收到不少来稿、来信，对近一、二年来《诗刊》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某些诗作，作出不同的评价。有的反映这些诗不易读懂，甚至读不懂，认为这是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一种不良倾向，应该批评；有的认为这种诗标志着“诗歌现代化”的开始，是促进诗歌发展的创新与探索，应予肯定。我们感到，这个分歧涉及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能，也涉及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其他问题，有必要展开讨论。广大关心诗歌的同志在刊物上就有关问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取长补短，使认识逐步深入，将有助于繁荣我们的诗歌创作。 本期发表章明、晓鸣同志的两篇文章，作为讨论的开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讨论。 这两篇文章是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和晓鸣《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前者带有贬义的“朦胧”二字成了“朦胧诗”的命名缘由，正式拉开了围绕“朦胧”诗的大讨论序幕。在此文中，他以杜运燮《秋》、李小雨《海南情思?夜》为例，认为诗应当含蓄而不是含混。章明说：“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章明谈到的“朦胧”与“晦涩”、“怪癖”、“含混”是同义的，“读不懂”是让人感到气闷的，也无法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晓鸣《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则从阅读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特征、诗的艺术这两个方面阐释诗不一定就要“读得懂”。难易不应成为评价诗的标准。“难懂”的诗可以由读者作渐进式理解，难懂的诗也可以是好诗。 问题的焦点一开始就落在了“懂与不懂”上。这个问题也是朦胧诗最容易发觉的特征。 诗是不是必须要让人看懂？其中内含了诗歌标准的讨论，隐隐指向了“什么是诗？”这一诗歌本质问题的界定。这与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经历长时间的“划界限”、“定性质”后，人们刚刚从政治标准的一面倒中解脱出来，急于建立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评价体系，但又在沿袭而来的政治化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又跌入“本质”的圈子里去了。这给日后朦胧诗论争的非文学化埋下了伏笔。 《诗刊》第8期“本刊九月号预告”告知九月号会继续展开争鸣，杜运燮将撰文谈《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此外还将发表闻山等同志的文章。从九月号开始将每期刊载《假如你想作个诗人……》专栏，是希望“对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朋友说一点知心话”。这一切充分说明《诗刊》展开朦胧诗争鸣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规划的，并且是长期开展的，而不是无意中对新诗潮新热点现象的盲从。面对蓬勃发展的新诗和逐渐发展的诗歌评论，《诗刊》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引导责任，成为“弄潮者”，为诗歌理论研讨提供一个全国性的平台，尽力给予各方面平等的对话空间。其目的是为了繁荣诗歌创作。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新诗正如《诗刊》所希望的那样，借着讨论的东风，把人们对诗歌的热情抬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诗刊》在本年“第四季度取消限额，敞开发行”，发行量不受限制，也使更多人能参与到诗歌讨论中来。 很快，《诗刊》对朦胧诗的论争来到了第二阶段。1980年9月号“问题讨论”专栏有四篇文章。李元洛《鉴往知今一议》讨论李金发象征诗，唐代李贺、李商隐的晦涩诗风，赞成要写“读得懂”的诗。孙绍振《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尖锐地指出，艺术创新是要以异端的姿态向传统挑战的。他还认为新诗创作已经创新，但诗歌评论家们却还是“古典”的。他以顾城的《一代人》为例，认为朦胧诗论争的问题实质是“艺术标准的不同”，大声呼吁：给艺术的革新者以更自由的空气吧！这篇文章直指“革新者”，侧面反映出诗坛中对朦胧诗的讨论其实暗含了新老诗人在立场上的分离、对立。闻山《美和诗的漫话》以寓言式的故事开始，认为诗歌要在表现自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杜运燮《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是对前一期章明文章的回应，从作者的角度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创作因由和过程。在文章最后提出写得“看不懂”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朦胧诗自身语法结构特别，二是读者对受外国诗歌影响的新诗感到不习惯。四篇文章中表示赞成、反对的各两篇，与上一期的比例相同。这些有来有往的“交锋”给问题讨论营造出热烈的氛围，也显示出《诗刊》在论争伊始尽力保持了双方在发言地位上的平等。 1980年10月号是刊出“青春诗会”新人新作小辑的一期。在小辑之后，是艾青的《与青年诗人谈诗——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谈话》。在这篇写于第一届“青春诗会”举办期间的文章中，艾青诚恳地谈自己的创作历程，与读者分享自己当下的创作近况；也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在“关于写得难懂的诗”“关于欧化和民族化”“关于时代的特点”三个小节谈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同时期前辈诗人们的观点。同时，艾青也鼓励青年人写感兴趣的诗。紧随其后的“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四篇讨论文章。张炯《也谈诗的“朦胧”及其他》鼓励新的艺术探索，但也要“思考历史的经验，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则从自己和儿子顾城不同的创作衍生开来，为顾城的诗“表现我”辩护，文中认为“两代人”会在“诗的跑道”上一起前进。鲁扬《从朦胧到晦涩》，苗得雨《为什么写人们看不懂的诗？》这两篇文章不赞成写晦涩，但也强调诗不能直白，要有朦胧的美感。后者更多讨论诗歌创作方法。 1980年11月号中，《诗刊》主管诗歌评论工作的朱先树在“问题讨论” 专栏作了《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对近期关于“朦胧诗”讨论的来稿作了归纳。在这份综述的结尾，他写道： 从来稿中看，涉及诗歌创作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但由于讨论是从“朦胧”和“懂与不懂”开始的，因此，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希望大家对有关理论问题继续开展深入讨论，真正做到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寻求真理、共同提高。 从这一综述中，可以看出，《诗刊》希望借“朦胧诗”讨论的契机，推进相关诗歌理论的深入研究。9、10两期是《诗刊》朦胧诗论争的第二阶段，两期共八篇讨论文章也确实进一步将诗歌理论问题深入化了。尽管上述综述认为“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讨论的问题基本点可以说初见端倪。正如综述所说，论争焦点仍然在“懂与不懂”。但没有停留在论争一开始时讨论的“读者能否读懂”这个问题上，而是迅速进入了对这些“读不懂”的诗歌创作法则的探讨上，即对诗歌语法、诗歌语言表达方式的探讨。对诗歌语言含混性、多义性具有美感的肯定，恰是对现代诗歌语言认识的深入。在论争中也谈及“美的规律”、“艺术生产与消费”等问题。这些都是对现代新诗的新认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朦胧诗的语言究竟在语法上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又缺乏文章对此深入讨论。第二个焦点则落在这些“读不懂”的诗是否受了外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否和中国早期现代派诗人的创作方向一致。李金发经常被作为讨论的对象。但对这个焦点的讨论没有深入分析这两个时期的诗人创作是否真的存在联系，或这些诗歌内在特性究竟是如何一脉相承的。评论者们似乎不是在直面诗人，并研究诗人的创作源泉，诗人们也很少参与论争，直接为自己辩护。论争转向了诗歌之外的东西——所谓“诗歌的历史”方向。论争双方都没有追本溯源的耐心，只是简单地以前辈诗人流派来划分立场，匆匆地转向未来。第三个焦点是朦胧诗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反对者大都举李贺、李商隐的晦涩诗风为例，认为这两位诗人的僻涩诗风并不是诗人的长处，而是诗人的缺陷，诗人生活圈子的狭小才使诗作难以理解。认为应当发扬白居易的浅近诗风，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以晦涩难懂并非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为立场，认为朦胧诗也不该是新诗发展的方向。而他们恰恰忘记了中国古典诗歌正是多种意蕴的集成体现，注重对象外之旨、韵外之致的追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就特别强调一个意象在原典的意义和被引用后变化的意义，多重意义使诗歌意象内涵更丰富，更有韵味。古典诗歌中的“炼字”，不仅是力求明确表达诗意，向读者明晰语义，还借助一字多义表现诗的韵味，这和只追求语言浅白易懂是大相径庭的。而朦胧诗这种不明晰、不确定的语言风格、韵味特点其实恰恰是对古典诗歌这一特点的某种继承，是对当时诗坛中诗歌语言类型的补充和发展。 诗刊编辑部在9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诗歌理论座谈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后来被称为“定福庄会议”。12月号便集结会议论文十三篇，组成本期头条“问题讨论”专栏，真正把朦胧诗论争推向高潮。开篇是吴嘉和先树的《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这篇简记介绍会议情况，归纳了六个焦点问题：一、今后新诗应遵循什么道路发展；二、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现代化”问题；三、关于学习外国；四、关于诗的感情的真实性问题；五、关于自我问题；六、怎样看待青年诗人的探索。可见此次会议囊括了这一时期朦胧诗论争中论争的“战略要地”。也总结了这阶段朦胧诗论争的情况。发表的十三篇文章是丁力《古怪诗论质疑》、谢冕 《失去了平静以后》、严迪昌《各还命脉各精神——关于新诗的“危机”与生机的随想》、尹在勤《宽容?并存?竞赛》、何燕平《为青年诗人说几句话》、阿红《1与109》、黄益庸《诗艺乱弹》、李洁《“表现我”有罪？》、丁芒《谈晦涩》、钟文《还想象与诗歌》、孙静轩《诗，属于勇者》、刘祖慈《借鉴、创新及其它》。在“诗人书简”专栏里的瞿钢《晦涩不是创新》，还有“读者中来”专栏中《诗离生活越远越好吗？》。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和论争文章观点明确，交锋激烈，呈现出朦胧诗论争的白热化。其中探讨的不仅仅是朦胧诗应不应该“朦胧”的问题，更多的是对中国新诗创作转向的学术化讨论。至此，从1980年8月号到12月号，《诗刊》为期四个月“朦胧诗”讨论暂告一段落。尽管讨论热烈，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双方仍旧反复纠结于朦胧诗外延的争辩。论辩双方都善于给对方定性质、扣帽子。对有关朦胧诗本身特质的问题，如语言表达晦涩的原因、意象选择的独特追求、写作技巧的创新等，都以寥寥数语带过。尽管论争双方都力图从宏观上论证新诗发展的立足点，但缺乏对诗歌本身诗性的学术化研究。这样的论争对于封闭性较强、艺术性高的朦胧诗来说，并没有击中要害。 《诗刊》发起全国性大讨论后，各地省级刊物积极响应，迅速参与其中。《福建文学》、《星星》都在《诗刊》的影响下改换对朦胧诗的原有讨论方向，更全面地参与到讨论中去。而《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纷纷刊载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文章。 进入1981年的《诗刊》继续上一年朦胧诗讨论的余热，朦胧诗论争在《诗刊》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当年的1月号刊发了罗沙《诗要反映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敏歧《充分发表不同意见》。2月号“问题讨论”专栏刊发臧克家《诗要三顾》、敏泽《也谈诗与“我”》。这四篇评论文章也保持着《诗刊》一贯的“中立”风格，继续为论争双方提供论争的平台。可是文章的讨论内容却悄然发生着变化，论争的重心从诗歌的“内部生态”转向了社会的“外部环境”。1980年在《诗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都直接讨论诗歌的艺术性及其发展方向问题，是针对诗本身的讨论，而1月号刊发的两篇文章从题目中就能读到一股政治气味。 论争双方地位平衡的打破出现在3月号上。本期的“问题讨论”专栏发表李元洛《诗歌问题片谈》、袁可嘉《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峭石《从〈两代人〉谈起》后，刊发了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并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是本刊自1980年8月号开展问题讨论以来一篇较为系统地阐明作者理论观点的文章。作者在评价近一二年某几个青年诗歌作者及其作品时说：“与其说是新人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认为这个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有如下特点：（1）“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2）提出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理由是：“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3）“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作者向青年诗人指出“要突破传统，必须……从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内核’”，但又认为他们当前面临的矛盾，主要方面还在于，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 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诗歌的作者、评论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在前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对于提高诗歌理论水平和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将起积极作用。 这段长达六百字的编者按非常耐人寻味。《诗刊》第一次对一篇评论文章配发这么长的编者按。它首先对孙绍振的文章进行了综述，以诗刊社编辑部的名义，认为这是一篇不同当下主旋律的文章，接下来预告了要对此文进行专题讨论。这其实就是把这篇文章树立成反例靶子。据孙绍振的回忆，这篇文章先是投稿未录用，后经约稿再刊发，是《诗刊》一次有目的的发表，也是《诗刊》编辑遵照“指示”的一次行动。⑨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诗刊》对朦胧诗讨论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问题讨论”专栏几乎成了围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集中地。4月号“问题讨论”专栏头条是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接下来是袁忠岳《“朦胧诗”与“无寄托诗”》。5月号刊发了敏泽《关于继承和创新》。6月号更是以浩泯《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后》、宋垒《追求什么样的心灵美》、李准《理论讨论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和明确性》三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抨击孙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7月号的朱晶《“自我“与人性》，8月号傅子玖、黄后楼《认清方向，前进！》，陈志铭《为“自‘我’表现”辩护》三篇文章进一步对孙的文章进行批判。署名石平的《文汇报发表艾青谈“朦胧诗”的文章并就此展开讨论》介绍了艾青的主要观点、李黎的观点和文汇报上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这种带有集中围攻性质的讨论在《诗刊》一直持续到1982年。3月号王庆璠《评“新的美学原则”》认为“新的美学原则”是有根本错误的，孙绍振文中的“异化”在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那“人性的复归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承认“异化”，创作也是理性过程。他认为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立论，使诗歌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7月号闻山《提倡“表现我”有害》认为，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表现我”是西方落后、陈旧的观念。9月号钟文的《诗与哲理》和宋垒《难“自我形象论”》从“哲理”和“自我”出发讨论对诗歌写作的新探索。《诗与哲理》认为应该在正确的哲学观下，把社会、历史和生活联系起来，不能只局限于题材的尖锐、大胆。《难“自我形象论”》认为不能只表现“自我”，虽然创作是通过自我主体来表现的，但更应该表现时代、人生，表现生活。至此，《诗刊》对“新的美学原则”的批判告一段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人徐敬亚在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这篇论文一开篇就定义1980年的新诗是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对新诗的创作手法和作者心理都作了学理化的详尽的解剖。最后认为现代倾向是我国新诗发展的必然道路。 《诗刊》这个阶段对朦胧诗的讨论介入了太多非文学因素。随着论争开展，论辩双方不仅仅存在诗歌批评理论的分歧，还逐渐掺入了诗人们的个人“恩怨”和政治因素。⑩也可能是因为要保护诗歌、保护诗人的需要，《诗刊》并没有像对待《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那样对待徐敬亚，而是谨慎地用近乎冷处理的方式对待此文。只刊发两篇文章对这第三篇“崛起”作了反应。1983年5月号戚方《现代主义和天安门诗歌运动——对〈崛起的诗群〉质疑之一》梳理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承袭，认为徐敬亚所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对“现代派”、“新月派”的继承是错误的，文艺应该是反映社会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0月号林希 《“新的，就是新的”吗？——评徐敬亚的一个观点》中认为徐敬亚的“新的”可能是历史沉渣泛起，“自我”是扭曲的，腐朽的。徐敬亚的观点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否定了中国新诗运动六十年的历史，最终会得到历史的否定和批评。 为什么朦胧诗论争迅速地变成了一面倒的批判？这不仅和当时时代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还同朦胧诗论争前两个阶段的论争焦点有关系。一是在讨论诗歌是否表现“自我”时，不是向着诗歌话语的个性化表达特征的方向去讨论，而是把表现自我放在与为人民、为他人服务的对立中加以讨论，陷入了文学工具论的窠臼之中。其实这是一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隐形交锋。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为了谁”论点就很容易和非文学因素挂钩，分析讨论诗歌自身的诗性话语被忽略，而直接讨论诗歌意志，其实也就剥蚀了诗歌的本质，自然容易转向诗歌之外的论争，这是朦胧诗论争最终变成一场大批判的原因。二是过于在诗歌发展史中寻求理论资源。事实上一个新事物究竟是否顺承历史潮流，是需要后人重新审视定位的。当时论争的双方都急于占据主导权，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论争中观点难免失当。对朦胧诗的历史继承也是简单地从有限的几个中国古代诗人，如李贺、李商隐，或是几个现代派诗人，如李金发，或是几个外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庞德、爱伦?坡来阐述、比较，论据单薄，缺乏对其内在联系的全面分析。特别是论争的对立面把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诗歌特点的朦胧诗完全排除在诗歌历史的继承之外，完全把朦胧诗放置在了诗歌传统的对立面，这一点也失之偏颇。事实上，对朦胧诗的批判涉及到这一问题：朦胧诗如果承接了五四时期的新诗传统，那么，老一辈诗人的主流地位何在？如果承认朦胧诗真正继承的是五四新诗传统，那当时占据主流诗坛的《诗刊》岂不是成了异端。所以，《诗刊》对朦胧诗的围攻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得已的行动，从而也将朦胧诗论争最终演化成一场离文学越来越远的运动。 一场政治风波彻底打断了“朦胧诗”讨论的节奏。1983年10月4日至9日在重庆举行的诗歌讨论会是一次以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三篇“崛起”被捆绑在一起接受批判。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随后《人民日报》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的批判，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上述事件时间上的连续，不免让人联想重庆诗歌讨论会是不是《诗刊》作为诗歌刊物在此次事件中的领头羊，讨论会是为先行传达了中央指示而举办的。(11)一次在文艺界掀起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影响到诗坛。当时正处于热烈讨论阶段的“朦胧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猛力批判的对象。 很快，《诗刊》11月号和12月号总结刊发了重庆诗歌讨论会的成果。在11月号目录中用黑体字标的程代熙《给徐敬亚的公开信》一文是《诗刊》重点推出的，该文口气严厉地从政治、社会的方向批判徐敬亚。时任主编的邹荻帆发表《读诗札记》长文。这篇长达17页的文章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的表态。文章总结“文革”后的诗歌发展状况，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讨论，继而对“三个崛起”表达了看法。但口气较斗争性文章温和许多，论述也尽量学理化。结语中认为这是“少数几个人的观点”，“主流是好的”，这仅仅是混乱现象。12月号转载了《经济日报》记者的《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和新华社记者李德润、李光茹的《臧克家谈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前列》，这两篇文章在《诗刊》目录上标以与众不同的黑体字，明确表明了《诗刊》的态度。其后的几篇文章是吕进的《开创一代新诗风——重庆诗歌讨论会综述》，郑伯农的《在“崛起”的声浪面前》，柯岩的《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尽管这几篇文章对朦胧诗都做了非常系统的讨论，但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此时的朦胧诗讨论已经彻底和非文学因素挂上了钩。 进入1984年，关于“崛起”的讨论仍在继续。1月号三篇相关文章，尹在勤《回答“崛起论”的挑战》认为徐敬亚把许多不是“崛起”的诗人划在“崛起”的范围里，宣称继承“新月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要坚持社会主义诗歌原则。鲁扬《莫把腐朽当神奇》分析杨炼的组诗《诺日朗》，批评组诗中的“落后意识形态残余”，认为诗歌中的“男神”意象是传播淫乱思想，作品是散布精神污染的。公刘《诗要让人读得懂》从评论《三原色》这首诗，来分析诗歌的象征、主题、功能，最后指出要继承传统，为人民而不是为“自我”写作。3月号吕进《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从社会制度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接着分析了苏联的诗歌，向“外国”学习，应该学习这样的“好诗”，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方向才是新诗发展道路。 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徐敬亚发表了《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当事人作了郑重检讨，主流文学刊物单方面的“讨论”才逐渐消止。长期在《诗刊》主持理论工作的朱先树在1984年7月号发表《要认真重视诗歌评论工作》后，朦胧诗论争也渐渐在《诗刊》消声。 回顾朦胧诗论争，考察这一场论争前后的中国诗歌，可以说，朦胧诗的兴起以及朦胧诗的论争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重新确立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朦胧诗论争不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一次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觉的事件。如果说20世纪初新诗的“文白之争”是我国现代诗歌成长的第一个台阶，它主动将现代诗从古典诗歌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为白话文诗意的表达建立新纲目，那“朦胧诗论争”就是中国新诗成长的第二个台阶，它是现代诗歌发展的新阶段，是对五四知识分子、现代派诗人、九叶派诗人对中国新诗形式发展的历史继承。朦胧诗及其论争不仅仅是对“文革”时期“口号式”诗歌的矫正，还是现代中国诗人为中国当代审美精神寻找诗歌话语表达方式的尝试。中国诗歌语言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过渡中，经由朦胧诗这个阶段，真正开始重塑了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走出了白话文语言变革所带来的诗歌话语直白、透明导致的诗性缺失泥淖。“朦胧”诗行的含混、多义的诗性语言是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意表达。朦胧诗作为政治文化压抑状态下激发起的诗歌流派，“它率先启动与张扬了人本主义思潮，确证了诗的主体性在文化前沿的蓬勃发展”(12)。尽管“朦胧诗”和“朦胧诗人”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始终无法界定清晰，但这不妨碍其几乎成为新时期新诗潮的代名词。通过朦胧诗的兴起与论争，人们对新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了新的认识，后朦胧诗时代的诗歌大都逃不开朦胧诗先声的影响。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具有诗歌导向性的刊物——《诗刊》在朦胧诗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对朦胧诗诗作的刊发使朦胧诗从“地下”转入诗歌的“公共空间”，促进了朦胧诗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在朦胧诗论争的起始阶段，它能够保持刊物的独立立场，为论争的双方提供发表的平台，为进一步澄清朦胧诗的性质、艺术手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论争后期，由于非文学因素的介入，《诗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也沦为了批判朦胧诗的主战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朦胧诗的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