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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敢壮山布洛陀人文遗址：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产业创意相结合 2004年后，壮族的麽教信仰借助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人文遗址的发现而声名大噪，并因为当地规模空前的祭祀大典而引来许多非议。敢壮山上神像更替和变化的问题[23]，是壮族地区接受了汉族文化洗礼之后发生的一些外在表征上的改变，并不影响布洛陀信仰及麽教核心文化的地位。在中原许多新建的佛教、道教庙宇中，新的现代神像旁边也摆设有许多老、旧的不同神像，这是民众在原有认知与固定思维模式下的产物。毛巧晖在调查山西临汾市吉县的伏羲女娲信仰时，也遇到了挂甲山新庙与民众认可度的问题：“挂甲山后土庙1986年开始修建，1996年基本落成，庙内塑有伏羲、女娲神像，周围环以原始人制陶、渔猎等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群塑，其仿照谢悉坤柔圣母庙建造。在民众心目中，她只是一个‘赝品’”。谢悉‘娘娘庙’烧毁后，现在民众前往此地求子、祈福多起来，每月初一、十五是最集中的时间。”[24]可见，人们对新的神像和场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机缘来接受。 根据考察，敢壮山一直是壮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仪式场所，是布洛陀文化圈中的一个特殊地点。关于它与布洛陀文化的关系，相关研究专家已出版了《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覃乃昌主编，2004)《万古传扬创世歌——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考察札记》(廖明君，2005)等专业著作进行考证，在此不复赘述。此后，敢壮山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文化产业的开发对象被进行了更多的包装与商业策划，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整个壮族地区麽教的传承和布洛陀在民间的影响力。不了解壮族民间宗教以及底层文化与信仰的他者，不必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驳斥经历了诸多时代变迁、多文化冲击与社会改造的壮族民间原生型宗教为异端邪说，也不必把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视为“造神运动”。正如我所副研究员刘大先所述：“传统总是作用于当下，而当下又总是在传统中创造了新的传统。”[25]纵观华夏大地，无论号称多纯粹、多原初的民间宗教信仰，都已在历史的发展中面目全非，我们今日看到的各类民族宗教，都是经历了时光凿刻、多次改革之后才展示出来的面貌，这是文化生存的需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华夏民族轩辕黄帝的陵墓，就有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和河南灵宝荆山两处，更何况黄帝是神话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如今逢年过节，全国各地的老人焚香祭拜，请来一群神职人员敲敲打打，年轻人们还说得出个子丑寅卯，分得出孰道孰僧吗?就连《山海经》中豹尾虎齿的西王母，时光荏苒中摇身一变，成为《穆天子传》中才华横溢、气度雍容的女王。在2009年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曾经也濒临灭绝、无人知晓，后经邓敏文先生倾尽心血、重新打造才得以有今日之辉煌。更不用说，欧洲最有名的中古史诗之一、被视为民族精神象征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也是由医生艾里阿斯·隆洛特(Elias Lönnrot)编撰而成。[26]因此，请保持一种客观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敢壮山的壮族文化重建，看待壮族的麽教和布洛陀信仰。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作为文化弱势者，壮族麽教及其神祇信仰已然发生了衰落，通过敢壮山的布洛陀文化遗址的重建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并带动地方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 罗伯特·A·西格尔曾说过：“神话是构建现代性之世俗化过程的牺牲品。”[27]其实不仅仅是神话，还有史诗、传说及故事等口头传统，它们本身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在现代人类钢筋水泥的城堡中早已岌岌可危。且让我们为这些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些生存的空间，借用刘大先文章的标题——就让敢壮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意”，来得更红火一些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