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壮族原生型麽教在民间仍然有其传承机制 麽教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在越巫基础上受汉文化及道教、汉传佛教等影响。布麽是壮族麽教的神职人员。目前，它以神祇布洛陀为主神，形成初步的教规和仪轨，有相对固定的法事仪式，具有众多以古壮字创编、韵文形式为主的经书。麽教的经文原先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为主，在唐之前古壮字业已出现，此后的经文多以古壮字抄写而成。经书成为近现代保留和传承布洛陀神话为主的布洛陀口头传统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最早的经书抄本可回溯到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04年)。[6]在经书中，布麽把布洛陀神话等内容进行了有体系的编排，使布洛陀神话各部分之间实现有机联系。现在壮族民间庞大的经诗抄本规模，是壮族文化积淀的结晶。 麽教的存在得到了宗教研究界权威学者牟钟鉴先生等的肯定。牟钟鉴先生指出：“布洛陀信仰是壮族的民族传统信仰，它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过去到现在，对当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有着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是南方诸少数民族信仰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具有巫教性质的宗教文化。……我……将布洛陀信仰定性为原生型巫教。它是自发形成的，其源头当为氏族社会，因此有许多原始宗教的特点。但它又带有很多跨时代的特征，并深受中华民族主流信仰儒、佛、道的影响，超越了原始宗教的阶段。然而它又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团和完备的制度，仍然保持着它的民族性、民间性和地方性。布洛陀信仰类似于北方的萨满教、西南的东巴教、本主教、苯教等，都属于历史延续下来的巫教形态。巫教的属性，一是群体自发性，二是民族民间性，三是巫师操作性，四是功能实用性。“巫教”的提法不带有贬义，它是中性的，由于它与巫术、巫师相联系，故用以称谓。巫教有原始巫教，也有后期巫教，故不等于原始宗教。”“有的学者把布洛陀信仰称为民族民间宗教，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最好是称之为原生型民族民间宗教，以便与汉族在明清时期大量兴起的各种民间宗教相区别……” [7]他还指出了布洛陀信仰具有原始宗教信仰的古老特征、兼有等级和阶级社会的跨时代特征、兼有跨文化的特征等。 目前壮族地区的麽教，业已形成了一定的组织网络，通过师承的方式维系其传承体系。麽教的神职人员布麽通过大量的古壮字经诗抄本、庄严神秘的仪式，确立了麽教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麽教也是壮族人们精神的寄托，是壮族文化发展的结果。红水河流域广西河池市天峨县纳洞村的布麽向宝业老人说，除了大型的祭祀神树仪式，平时请布洛陀现身、帮助多是在赎魂的仪式上。每逢算出某人因故失魂落魄之时，就要请布洛陀来指点布麽去把其魂魄找回，据向老所述，每次都颇为奏效。此外，还有节庆上为牛、马等六畜以及稻谷赎魂等仪式，以祈求平安和丰收。[8]云南文山州贵马村的村民，原先外出打仗、远行时都要在布洛陀的树下打卦问吉凶，向布洛陀祈求护佑和胜利。如今，外出的人，比如做生意、求学、走亲戚等等，都会去向布洛陀祈求护佑。甚至连盗窃案件，布洛陀都能给人指点。[9] 麽教的神职人员布麽由早期越人巫信仰中神职人员越巫发展而来，越巫是汉文典籍中记载最早的越人部落司巫术之职的人。麽教是百越民族早期宗教信仰发展的结果。按照“万物有灵”以及“互渗律”的观念，生活在氏族时期的越人相信人类死后其鬼魂仍然存在。世间的万物也都有灵魂。在原始思维逻辑的支配下，人们相信这些鬼和灵魂具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力量，与他们自身的日常行为活动有着特殊的关系，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与这些鬼和灵魂进行沟通，达到利己的目的。如《列子·说符》有云：“楚人鬼而越人禨。” 禨，即是行卜术来选定需要祭祀的鬼魂，再采取巫术手段，通过有针对性的行为力图实现自己的愿望。明朝邝露《赤雅》记载了汉代京师的越巫活动：“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平越，得越巫，适有祠祷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鸡卜。斯时方士如云，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龟，降用夷礼，廷臣莫敢致诤，意其术大有可观者矣。” [10]可见古时的越巫，在民众眼中可通达天际与人间、鬼界与人界，行鸡卜之术，在社会中有威望，受人尊重。史载，“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拥竹挺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背于挺之端，执挺再祷，左骨为侬，侬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挺长寸余者，编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11]直到今天，壮族的布麽依旧在巫术中使用鸡卜之术，并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尤其是云南文山沙、岱、侬壮族支系的《鸡卜经》，有千余卦象，用古壮文进行卦象的解释，蔚为详尽，令人叹为观止。 布麽在仪式活动中所使用的铜铃，是越巫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笔者所采访的布麽，都曾向我展示过他们进行麽仪式时所使用的铜铃。他们在仪式过程中往往通过摇铃来表示神祇的到来，并在吟诵经诗的过程中通过有规律的摇铃来打节拍。我多次和黄达佳、梁正功、向宝业、张廷会等布麽求证，他们虽然有锣、钹等道具，但他们念诵布洛陀经诗时，仅需要一个铜铃，并没有道教、师公教那样大张旗鼓的动作。使用铜铃进行吟诵伴奏是壮族社会擅唱而不擅舞、不擅表演的一个特点。这种使用铜铃的传统，可以回溯到早期越巫使用铜铃的传统上。在壮族先民分布区内的武鸣马头元龙坡、安等秧、平乐银山岭等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地里，分别发现了3个、5个和1个铜铃。据郑超雄先生分析，这些铜铃是壮族先民方国时期巫师的器物。“铜铃形体都比较小，不可能做普通乐器，而是专为巫术活动。”[12]首先，炼铜技术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改善了人们的生产工具，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故而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物质。铜铃的制作，使铜这种金属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被区别对待，被用在神圣的仪式之中，作为权力和威严的象徵。正如后面出现的铜鼓，合金制成，是壮族先民智慧的结晶，代表着他们掌握金属冶炼的技术高度，亦被用于各种庄严的仪典上，得到人们的崇敬。铜鼓在壮族早期社会中亦作为权力的象征，甚至被作为王的棺椁。在西林壮族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鼓墓中，出土的铜铃甚至约200个。在被视为壮族先民艺术与仪式作品的左江崖壁画上，也有中心人物头插羽毛、腰饰佩剑、手持铜铃的形象，这些人物，既可能是首领，也可能是在主持仪式的巫师，二者身份合一。《隋书·地理志》说壮族先民“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隋书·地理志》云:“诸僚铸铜为大鼓”。其“俗好相攻,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裴氏《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金属的使用在壮族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被制作成特殊的巫术道具。 可见，最早的越巫及其信仰、行为体系在壮族社会得到了持续地延续和继承，其与壮族社会的信仰发展亦一脉相承、长盛不衰，越巫的神、鬼体系是壮族今日民间宗教信仰的源头，“麽”是壮族神巫文化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布麽是越巫的近现代传承者之一，如今在壮族民间依然活跃。他们是布洛陀经诗的演唱者、整理者、加工者、保存者，是经诗顽强生命力的见证人。 综上所述，壮族的麽教经历了从越巫到原生型民间宗教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壮族民间依然为民众认可，具有相当宽广的活动场域。但是，它还缺乏完整的宗教理论，宗教组织的结构较为松散，没有形成一神独尊的局面。正如黄桂秋先生所言，“壮族民间麽教已是由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中间形态。”[13]我也曾经在广西、云南文山多处搜集到布洛陀的神话，与传唱布洛陀经诗的布麽访谈，并亲身参与过不少仪式活动，在此简单列出地点，以增强读者对布洛陀神话分布地区的印象。这些地方包括：广西百色市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那坡县，广西河池市天峨县、云南文山州广南县、麻栗坡县等。从总体上来说，我接触的布麽年纪一般在60岁以上，所带的徒弟一般年纪都在40岁以上。他们所从事的仪式因为与人们的丧葬、健康等息息相关，因此活动都比较频繁。但布麽的继承人年纪都比较大，且数量较少，故而面临断代的危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