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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麽教与道教、师公教的区别 麽教受到汉族道教的影响较大。在东汉末年道教已进入广西，故其传入壮族地区的时间也较早。到了唐宋以后，壮族地区的道教和摩教已经平分秋色，道教在壮族地区有文道和武道之分。在传入期间,道教与“信鬼神、好淫祀”的壮族早期宗教不断融合，形成壮族特色的道教——道公教和师公教。[14] 道公教又称文道，是道教茅山宗受壮族原生性宗教(麽教)的影响形成的壮族化的道教派别。道公教神职人员在壮语中被称为“布道”或“公道”，汉语意思是“道公”，由受戒后的青壮年男子担任，道公均为半职业性的农民;“道公班”(俗称坛)是其相对稳定的宗教组织，一般有8到12人不等，道首俗称“掌鬼头道师”，其它人称道公;道公做法事活动被称为“开道场”，主要包括超度亡灵、安龙祭社、丰收酬神和驱病除鬼等活动;道公的经书有《太平经》、《灵宝经》、《三皇经》、《阴符经》、《太上感应篇》等，皆为民间抄本，与正宗道经有一定的差距，夹杂了一些古壮字的民间歌谣如孝悌歌、道德歌、恩义歌等内容，也有不少佛教的内容;其开道场时所挂的神案除了道教的神如太上老君、三清、玉皇大帝外，还有佛教的如来佛、观音，壮族本土神祇布洛陀、姆洛甲、布伯、莫一大王等也在其列。[15] 师公教又称武道，据师公们所说，他们属于道教的梅山教派。其至上神还是道教的神太上老君、“唐、葛、周”，在教规教律上也多因袭道教，其法术也多承袭道教。但在广西的桂西、桂北、桂南、桂中等地流行的师公教派又有着较大的差异，[16]例如，师公教都信奉的三十六神，从桂林经桂中到桂西，人们信仰的汉族神祇逐渐减少，壮族神祇逐渐增加;经文也由汉文抄本变为古壮字抄本，主要演唱《十二兄弟》、《白马姑娘》、《唱秀英》等。因此，师公教是壮化程度较深的道教。师公不但大量吸收道教的法事仪式，也兼收佛教的上刀山、过火链等法事技巧。杨树喆教授认为，民间师公教“渊源于壮族先民的‘越巫’(亦即sae)信仰，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整合了中原汉族古巫傩、道教、佛教等外来宗教文化因素亦即儒家的孝道观念，从而使它逐渐从自发宗教形态向人为宗教形态的方向发展。”[17]师公教与麽教也时常被相混淆。梁庭望先生曾指出，“大约唐宋时受到道教的启发和影响，分散的巫逐步向小团体化发展，明清形成准宗教巫教，其神职人员魔公变为师公。至今部分壮族地区，师公同时也是魔公，集体活动时是师公，个人活动时是魔公。也有的地方师魔分开。”[18]这里面提及的“魔公“即”布麽“，“准宗教巫教”、“魔”教即麽教。 对麽教和道教、师公教之间的关系，学者曾做了大量探讨，梁庭望先生指出，道教“其法事与巫教(即麽教，笔者注)……经典不同，程序不同。二者在大型法事活动时往往同时进行，各依其轨，互不干扰。”[19]时国轻博士则说，“一方面,道教等汉族宗教文化的南传提升了壮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层次,促成了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族民间宗教的形成;另一方面，作为麽教主体的壮族原始宗教和(形成中、形成后的)麽教接引了南传的道教，从而促生了壮化道教———师公教和道公教。”[20]麽、道二者并存的情况在壮乡较为常见。在广西田阳民间有“布道佐(coih)布麽”的说法，佐(coih)为壮语词，意思为“感谢、借助、依赖”等，全句话意为道公需要布麽一起合作来完成仪式活动。[21]张廷会老先生为死者赎魂的仪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为传统的侬族人赎魂，诵《麽荷泰》后唱侬支系的经文，将死者的灵魂送回广南的祖先居所。在吟诵《麽荷泰》的时候使用铜铃，后半部分的侬支系经文则完全没有配乐;第二种是为壮族里祖先为汉族的这部分人赎魂，不但要诵《麽荷泰》，还要唱道教经文《破地狱》等，将死者救出地狱，送回汉族的老家，并送上天堂。吟诵《麽荷泰》时使用铜铃，吟诵汉族道教经文时则使用佛教、佛教仪式上常见的木鱼、令牌、铜锣、铙、钹、小皮鼓等进行配乐;第三种是为来自广西的沙支系(Phu Yuei)赎魂，将死者的灵魂送回广西，并送上天堂，全程使用铃铛伴随。可见，虽然都是壮族，但布麽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基因，保持了尊重的态度，并融汇了不同民族文化及其宗教乐器的特色。 对于社会上针对壮族麽教的质疑，宗教研究界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也说过：“我认为，这(麽教，笔者注)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重构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传统的复苏、民众的需要和时代的特点。首先，布洛陀信仰的重建从根本上说，是当地群众自发进行的，是群众集体的创造，是为了恢复传统以满足群众自己精神上的需要，不是少数人提倡起来的，也不是管理部门规划出来的。……其次，壮族布洛陀文化的重建是在群众、学者和政府三者互动和不断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是健康的，有利于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