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乾隆选择性接受唐代诗歌的原因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乾隆虽然如其他后世诗人一样，喜欢用前人诗中之词语、句子于自己诗中，也喜欢吟咏前人诗歌之意境或将前人诗歌之意境再行推衍，但他对唐代诗歌的接受有明显不同于他人的选择性：乾隆最喜欢中唐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尤其是元稹、白居易，而在对元稹、白居易的偏好中，又尤其偏好其次韵唱和之作；乾隆喜欢写翻案之作，有意与唐代诗人唱反调，在这一点上也以元稹、白居易为较突出；乾隆喜欢用前人诗作之韵来写作诗歌，尤其是在追和唐代诗人的作品时更是如此。 中唐诗歌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新变特征比较明显的时期，且不说它在艺术风格、题材内容上的穷力开拓，只说中唐诗歌在艺术技巧上就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巧。苦吟诗派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元稹、白居易在唱和诗体制、用韵方面的不断探索，韩愈的怪怪奇奇与“以文为诗”等等，都是中唐诗歌在新变大潮中最为耀眼的“表演”。乾隆对中唐诗歌引人注目的接受，在中唐诗歌领域对元白的“情有独钟”，在追和前人诗歌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次韵等，都正说明他有意在诗歌艺术技巧、在立意方面欲与前人一比高下。 当然我们也没忘记乾隆在自己文章中表述出来的诗学观点。乾隆《杜子美诗序》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孰谓诗仅缘情绮靡而无关学识哉？然三百篇之诗，不拘格律而音响中度，所谓太羹不和而又至味也。汉变四言为五言，间亦有七言之体，至魏晋而音韵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盐梅之设，太羹之害也；七窍之凿，混沌之贼也。至有不言性情而华靡是务，无劝惩之实，有淫慝之声，于诗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刺谬乎？”[2]乾隆认为：“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1]1311册余集卷19，783自称：“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1]1311册余集卷2，570。他还明确宣称，诗歌写作的目的就是宣扬忠孝：“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3]1301册初集卷12，114然而，从上文对乾隆接受唐诗的考察来看，乾隆有太多的诗，正务技巧而落性情，务音韵而离“忠孝”，背离其所谓之“诗教”亦远甚矣。理性的宣传是一回儿事，实际的诗歌创作又是一回儿事。 那么，乾隆对唐诗的选择性接受，是什么样的心态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呢？我以为自卑心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原先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明显落后于其前汉族建立的政权。随着势力的扩张，其政权日渐汉化，至乾隆时，统治阶级的汉化已达到比较高的程度。乾隆精通汉文化，可能不亚其父，他在诗、书、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修养，但他与他的祖先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异族的主子，始终觉得自己祖宗建立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外来政权，而且，始终觉得汉族知识分子看不起清朝皇室并不高贵的出身、有些野蛮的风俗、有些粗鄙的生活方式、与汉族相比低下得多的文明水平，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自卑心理。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对自卑感觉的应对觉得无法得心应手时，常常变为对自己自觉不如者的加倍压制甚至灭之而后快，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找回失落的自尊。因此，臣民一旦无意中以小过错或不是过错的过错，触动了皇帝的自卑神经，就会招来残酷暴虐的训斥、贬谪甚至诛戮。清末民初天嘏著《满清外史》曾记载乾隆皇帝一次训斥大学者纪晓岚：“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著者评论说：“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4]满清的文字狱达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到了整个满清历史上的最高峰，就与这种潜隐的自卑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