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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体现于文学生活和社会活动。西尔伯曼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面对的艺术乃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为一种社会活动。”[7]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个人、群体和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以及文学生活和活动的整个过程。这是西尔伯曼进行各种分析研究的坐标。[8]他认为自己对研究界限的区分，是为了克服“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批评的杂烩”[9]所带来的尴尬处境。在他看来，文学理论家喜欢把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复杂化，弄得令人费解，而且热衷于荒诞的细枝末节，凌空蹈虚才会让他们感到舒服；而经验主义社会学家却注重事实，或者明确地证明事实，而不是无中生有。[10] 西尔伯曼认可卢卡契的美学属于历史哲学方向，且为一种特定美学方向的代表。这种艺术哲学和美学探讨艺术在人类生存中的意义以及美的本质。然而，它同文学社会学毫不相干。西尔伯曼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依然存在一种以社会学自诩的文学分析；其实，它至多只能被看做社会学方向的文学美学，却被称作文学社会学，我们以为这是很自负的”。[11]西尔伯曼的批评在当时极富代表性，批评了那些任意把什么都称作文学社会学的人。他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指出，许京(Levin Ludwig Schücking)关于18世纪英国清教徒家庭的研究，[12]勒文塔尔(Leo L  wenthal)对大众文学和文化的考察，[13]埃斯卡皮对图书生产新形式的探讨，[14]都显示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社会学”。这些研究不是概念先行，而是基于特定社会的文学生产与接受现实。[15]西尔伯曼认为，阿多诺对经验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满和批判，源于一种认识形态，即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直觉把握，上升到综合性的一般概念，然后再从一般概念出发，观察和归纳个别现象。这不能算作文学社会学，至多只能属于“社会学的文学美学”，它将作品审美结构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16]西尔伯曼火药味十足的《文学哲学、社会学的文学美学还是文学社会学》一文，其实是对文学社会学整体发展状况亦即他称之为“冒牌”文学社会学的一次清算，主要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旁及当代其他相关研究。该文虽然(如前所示)并非只是攻击阿多诺的观点，可是，鉴于科隆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间本来就有的龃龉，尤其是贯穿整个1960年代的“实证主义之争”，西尔伯曼的文章成为他和阿多诺在文学社会学问题上正面交锋的直接导火线。阿多诺于1967年以《艺术社会学论纲》一文回敬西尔伯曼的挑战，以及后者在那个时期对他的一系列原则性责难。 在1960年代的实证主义文学社会学之争、乃至整个实证主义论战中，阿多诺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尔伯曼、菲根和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点，力主超越现实的批判性理论。阿多诺在《艺术社会学论纲》中，开宗明义表明他同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之中立艺术观的歧见：“从词义上说，艺术社会学涉及艺术和社会之关系的所有方面。将它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是无法想象的，比如局限于艺术的社会效果，而效果只是全部关系中的一个环节。”[17]换言之，文学社会学研究决不能只是单方面地注重艺术作品的社会作用。这是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特别喜用的方法，也就是用量化的方法探讨作品的接受。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局限只会危害客观认识，因为传播、社会制约乃至社会结构的运作形式不一而足，作品的社会作用与不同的运作形式密切相关。 阿多诺强烈反对将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局限于社会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这类实证研究主要关注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艺术作品，舍弃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伟大作品：“至少就影响的大小而言，一些艺术极品的社会作用并不那么突出；根据西尔伯曼的说法，这些作品应当被排除在考察之外。然而，这会使艺术社会学走向贫困：上乘之作会被过滤无存。”④阿多诺的基本出发点是，现代的伟大艺术总是与社会相抵牾的，现代艺术的本质及其社会职能正在于其与世界的对立，体现于“反世界”(Anti－Welt)的倾向，这几乎成了19世纪中期以来自律艺术的一种常规。[18]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市民社会的内在的、精神上的否定。这种“批判理论”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学观最典型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