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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尔伯曼－阿多诺之争 西尔伯曼是德国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②他的社会学研究起始于音乐社会学，1955年发表《音乐社会学引论》，西尔伯曼因此而被许多人视为音乐社会学之父。该著中的一些观点，后来见之于其《文学社会学引论》(1981)。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和菲根(Hans Norbert Fügen)的文学社会学思考，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尔伯曼的观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埃斯卡皮之后，尤其是菲根将文学社会学视为一门“特殊社会学”亦即“专门社会学”之后，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才真正确立。也许更多受到菲根的启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学科意识更为清晰，视之为地位特殊的独立学科。 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把探讨艺术的“历史－社会决定性”视为“陈旧的评价癖”，认为其太容易受到“先验思维方式”的摆布。[1]虽然“文化现象及其内涵、评价和作用存在于社会，或曰见之于不同阶层、阶级和群体的结构层面”，但是经验主义艺术社会学坚决反对“美学议题和社会议题的杂糅”。[2]西尔伯曼提倡的艺术社会学，完全区别于阿多诺所发展的历史哲学美学。而阿多诺的理论纲领所针对的，正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艺术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这充分见之于发生在1966年和1967年的“西－阿之争”。 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学研究，无论是评述性的还是历史方法的、综合性的还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都在沿着自己的传统向着既定的方向走着。也就在那个时期，社会学方向的文学研究崭露头角，并愈来愈赢得人们的青睐。这类论述的“潮水越来越大”，这是西尔伯曼当时的印象：“它们试图探讨社会框架内的这种或那种文学现象，这种或那种文学思潮。一个训练有素的艺术社会学家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努力从尝试到成果，最终由于不熟练的社会学思维而落空。”[3]这可视为西尔伯曼1966年发表《文学哲学、社会学的文学美学还是文学社会学》的缘由。 西尔伯曼在该文中抨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数落了本雅明、阿多诺、卢卡契和戈德曼的文学观。他提出质疑：如在考察波德莱尔或巴尔扎克的作品时，难道可以从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这一大蛋糕中切出一块进行社会学分析？他在这里明确批驳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做法，即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和阿多诺《关于一个虚构小品的讲演》。西尔伯曼认为阿多诺有权发表他的观点，但是人们需要分清，此时说话的阿多诺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惟其如此，阿多诺的追随者才不至于把阿氏所有话语都当作社会学的不刊之论。[4] 西尔伯曼认为自己的批评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不是针对文学哲学的认识，它有权评价和梳理我们时代或以往时代的运作机制”，而是反对“社会学装扮的文学哲学或文学批评”。那些文学批评家离开了他们所熟悉的“用教条主义的砖瓦砌成的讲坛”，多半吸收一些并非以社会学方法获得的微乎其微的社会信息，便开始“采用社会学的提示(很难称之为论据)”揭示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他们其实还没弄清文学作品的社会关联，如作者、出版者、批评家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人们要明白，只有社会学的实证方法，才能把握这些文学生活参与者的社会行为。西尔伯曼认为，尽管那些文学批评家注意到了社会因素，但却丝毫没有方法可言，其研究没有社会学意义，只见一些空洞的评论，例如“冯塔纳的小说反思了社会状况”之类的说辞。[5]显而易见，西尔伯曼的用意在于区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学意义。这里关涉观察问题的两种视角：所谓“社会视角”，是考察文学作品如何描述社会问题，或让人关注社会问题。而“社会学视角”则要在一个特定框架内探讨如下问题： 作品为何而构思？它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它为什么趋附这种或那种形式？它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