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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基本特性 西方现当代文论有魅力，也有局限。而这种魅力与局限又往往是互为一体，杂然并存的。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总体精神中，可以概括出一些基本特性。 (一)高度的内向化和自我化 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的人生哲学表达了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生体验。这种描述是高度内向化和自我化的。他们对所处历史条件下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感受，如“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即是地狱”，人们感到孤独、烦恼、操劳、畏惧、迷惘、困惑、恶心、沉沦，乃至悲观失望，这些人生体验是十分真挚痛切的。这些心理症候实际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所酿成的心理创伤。 一些存在主义者好比精神病态的心理医生，他们对这些精神病态心理的体验和描述，颇能为处于生存逆境中命运多舛的人们感同身受。一些存在主义者觉察到世界的非人化的陌生和冷漠，提出使自身成为“此在”或“亲在”的祈盼。他们以高度内向化的自我意志和主观欲望作为“先于本质”的“自我存在”，一切从自我出发，提出一套“个人自由”、“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拯救自我”的方案，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可能实现的主观幻想。但他们为了追求个体自由，欲想摆脱心理痛苦的愿望，对启发文艺真切地表现人的生态和心态，重视文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处理好文艺中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都是颇有助益的。同时要看到，这种封闭性十足、排他性极强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冷漠现实，贬抑群体，脱离大众，对以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确立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二)极度的语言崇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西方现当代文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取得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进展。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这些语言理论的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19世纪中叶后，语言哲学崛起，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成为一种有主导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想。西方现当代文论家多半都是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的书斋学者和擅长语言研究的专家里手。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具有变革意识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想通过文本语言和语言文本的研究介入社会现实，以引发社会变革，但多半都停留在语言层面。有的语言学家极端地夸大了语言的作用，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不是人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人。这种表述显然是把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关系搞颠倒了。从第一性的意义上说，是人塑造语言；只有在第二性的意义上才能确认和肯定语言的反作用，即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学语境中，人也要接受语言的陶冶和塑造。还有的学者主张采用语言的阐释学革命，即通过发动语言结构变革去推动和实现社会结构变革。语言朝人文主义的转向被称为语言阐释学的“哥白尼革命”，这种意图是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语言幻想。 首先，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人隐匿和遮蔽在孤立自足的封闭的语言结构中。一些解构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主张打破僵硬的语言结构，倡导“冲破语言的牢笼”是有道理的。诚然，还有的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功能的局限性。如从逻辑实证主义者转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并不承认语言是外部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又曾经追求语言与对象的同构性，后来又强调语言按照人的约定俗成的规则运作的游戏性，从而夸大了语言的相对性和随意性。可能是由于维特根斯坦懦弱的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态度，他觉察到因主体和对象双方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差异性和流变性，语言不可能非常清晰、准确地说明和解释事物，往往陷入无能为力和捉襟见肘的困境。面对语言功能的软弱无力，对那些特别陌生的神秘的事物，主张只能“保持沉默”。尽管如此，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把语言从客观对象的对应物转换为对象的主体性构成符号，变成表现人的生存方式和主观意向的工具，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新的内容和新的视域。承接和吸纳这些新的语言观念，对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语言学，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权力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由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的叙述学理论艰深晦涩、诡秘玄奥，往往陶醉于无法使常人意会的语言游戏。语言学家们应当考虑运用简明易懂的表达方式，以便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只有通过西方语言理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真正实现西方语言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才能真正化到大众的心里，融入普通作家和评论家的实践中。语言革命或许在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心理，发出精神呼吁，调动世俗舆论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认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绝对的语言文本主义，想通过解构和重塑语言文本来解构和重塑历史，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这种愿望大体上相当于“词句革命论”的奢望，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词句革命论”时尖锐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2](P22－23)语言批判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P43)“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4](P45)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正确理解和评价语言变革的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