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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的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关系 文学是既具有思性，又具有诗性的；是既具有思想，又具有情感的。在文学艺术中，无诗性的思性和无思性的诗性、无情感的思想和无思想的情感，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别林斯基和普列汉诺夫都主张文学中的思想和感情的融合和统一。基于文学中存在着的思性或思想，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基于文学中存在着的诗性和感情，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因此，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和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尊重。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对提高文学的思想性、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和艺术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当代的西方文论和诗学，附着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带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如福柯的“知识权力说”、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的凸显文本“权力结构”的“文化政治学”、詹姆逊对文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伊格尔顿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都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富有浓郁的意识形态性质，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政治化的诗学理论。我们过去比较轻视对文学的诗学研究，以致造成作品的冷漠感和概念化的倾向。 现在，当代中国和西方已经开始形成诗学研究的热潮。诚然，这种趋向带有明显的反拨传统的反映论和现实主义的意味。实际上，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和对文学的科学研究都是必要的。不脱离文学的诗性和感情，侧重于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或尊重文学的思性和思想，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是应当得到支持和鼓励的。用文学的思性和思想去文学的诗性和感情，或用文学的诗性和感情去文学的思性和思想；用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去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或用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去对文学的科学研究都是不妥当的。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较重视对文学的科学研究，但对文学的诗学研究也应当得到同样的重视。我们应当维护两者的和谐，使两者互补共进，竞相发展，把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和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有机统一起来。 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充分体现文学的科学精神，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可以充分体现文学的人文精神。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实质上是突出表现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如表现为自然基础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而是属于人文哲学、人的精神哲学和部分语言哲学的范畴。尽管人文哲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的思想内涵还是一个尚待解析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精神意向应当是追求公平、正义和真理，揭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那种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社会理性和价值诉求。与这种人文哲学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相联系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坚持真理、公平和正义的民主自由精神，与时代相协调的和谐精神，与历史发展规律相适应的人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为强烈的奋发进取的变革精神。 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既悖立又互补，两者相辅相成，竞相发展。任何用科学精神反对人文精神或以人文精神抑制科学精神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明智的学者们把两者比喻为孪生兄弟、姊妹花、比翼鸟、并蒂莲，把科学精神比喻为发动机，把人文精神比喻为方向盘。现代学者应当让文学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花绽放得更加丰富多彩，万紫千红。 综上而论，我们应当巩固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项，吸纳西方现当代文论的优势，以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那些空疏、模糊、弱势和缺失的部分，使其发生结构性和新质性的变革。我们应当把握上述两大学理中所蕴含的那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思想文化资源，通过两者的富有成效的对话，重构和发展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