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们谈起王小波的时候，偶有一些争议，主要是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理解存有差异。我自己对于他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这也许与知识兴趣转移有关。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主观的印象，不及数据说明问题，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图书馆每年都有借阅图书排行榜，在文学类图书前十名里，一定有王小波的作品，有时候甚至排名在前三名。这些年，每每有同学讲起王小波都眉飞色舞，而写他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者，也多了起来。读者的目光是一支笔，已把他写到了民间版的文学史的深处。
    当一个人的文本被一遍遍阅读，且总在延伸相关话题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遇到了涌泉。许多作家在世的时候，文本就变成了死水，不再有流动的生气。而王小波的词语之波总在冲刷着读者，在他面前的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干枯。今天那么多的作家文本与世间痛痒无关，但王小波带出了罕有的情思，在那文本里有着我们觅而不见的智慧，那些自嘲、戏谑的词语，忽地使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不会飞动的笼中之人。
    阅读王小波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笑起来，他那么漫不经心，却又沉浸在思维的愉悦之中，谈笑间一面面老朽的山墙轰然坍塌，我们因之而瞭望到屋外的风景。他不在酱缸文化里纠缠着恩怨情仇，而在告诉我们可以到另个开阔而朗然的地方。不需要虚伪的词语，远离功利之途，在弯曲的野径通往的是自然而又智性的世界。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陈清扬已经成为深刻于人心的人物，他们在一个荒诞的岁月以更荒诞的方式回应着一切。这些在预设的意义轨道之外的陈年往事，竟然获得消解无聊时光的意义。小说的叙事方式异于我们的浏览习惯，作者在情节的安排和表述里，融进许多逻辑的因素，缠绕间亵渎了世间的伪善。只有经历了对于传统小说的消毒之后，才能够注意起它的好来，奚落和自嘲的句子，把我们从空幻的话语中拽出，进入了另一天地。他的表达方式属于异类的一种，五四后很少见过类似的模式。我们有过感伤绝望的文本和反抗的文本，后来不幸在本质主义中变成教条。《黄金时代》的叙述完全阴阳颠倒，他在近于玩笑的笔触下描述曾经的经历，把一个神圣的话语颠覆掉了。而且在慢慢适应他的词章之后，没有猥亵的感觉，反而生出一种自省的庄严，原来我们以往的许多书写显得那么虚假。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样子，恢复了我们写作中的某些元气。
    有意思的是，王小波在感性的表达里，一直被一种逻辑的力量控制着。我们看出他分析人物心理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他的许多作品暗示人们的是，大家一致认为存在的东西，可能并无形影，而沉默的什物，却并非毫无价值。作者以诙谐的口吻叙述那个怪异里的人与事，逻辑的运用自然，但这逻辑并不枯燥，因了滑稽的介入，变得生动起来。我们在他笔下的诸多的故事里，没有一丝邪恶的感觉，反倒看到了对于虚无的冲击。这个有趣的作家以人的身体经验抗拒伪道学的遗风，那些被凝固化的词语被他一点点溶解了。
    他的许多小说都和我们的传统有别，想象的奇异似乎也破坏了作品的某些结构。但那些不同于常人习惯的书写给我们以纠错的喜悦，读者从超乎日常而古灵精怪的情节里看出了人性的另一面，而传统小说没能全部领会这些藏于深处的因子。对于读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的引领，我们由此看到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变异之趣。
    在许多作品里，他嘲弄了假正经的文化里的各种病因，且以诙谐的调子摧毁了我们头脑深处的思想河床。他吹动的恶音时常缭绕在文本的缝隙，但也因之把我们从妄念中唤出，意识到自己在一片雾霭之中。世人以为的绿色在他那里是昏暗的，而恰是这样的差异，那些被遮蔽的本然才有了意义还原。我们在他朗然的笑声里流出了眼泪，悲悼着失去的青春的同时，也悲悼着那些熟悉的言语。假如不放弃那样的言语，我们的艺术思维，将永远处在混沌的世界里。
    王小波的美学思想是值得我们细细打量的遗产。他认为写作的不幸是无趣，那些装模作样的文章，其实是无智的表现。作家、艺术家不是依附于什么，布道的话语反生伪善，超越旧有的经验方有意义。这位狂狷的作家对于写作者的期待是对于读者的冒犯，以异样的笔触引人到未有的风景里，从而试炼人的灵魂。所以，他的作品让麻木于道学的读者感到不适，阿Q式的幽魂受到嘲笑。能够看到，他处处远离幽闭性的艺术，在文学世界，主张写作应飞离地面,把人从世俗社会引向高远之所。我们看他点评现代以来的作家，视角每每与世人反对。他觉得张爱玲囿于屋檐下的恩怨，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弥散。而杜拉斯、卡尔维诺、奥威尔则让他有着兴奋之感，因为作者谙熟世俗，又能够超越世俗，这恰是中国文学未能发展的一面。他把理性的资源和诗意的资源结合起来，便有了异于感伤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歌咏。
    于是我们在其身上看到两种元素，一是夸张的奚落，一是恶搞的明辨。他清楚于两者的价值，也把自己置身于这两种相反的维度中。典型的例子是《红拂夜奔》，小说跨越当下与古代，隋唐之人与当下之物往返在一个时空，今人之思、古人之迹浑然一体。他借着李靖、红拂、虬髯公、王二，嘲笑了古老帝都里的精神秩序，荣辱恩怨、生死之辨、苦乐之音，被狂欢的笔致所点染，那些被道学家叙述的伪态的历史，被不雅驯的文字亵渎了。小说写那些陈年往事，都在诙谐的调子里，邪恶被渐渐还原，爱意却隐于深处，一面是对故事的拆解式的叙述，一面是超逻辑的辨析。妄想、诡辩、呓语联翩而至，像是中国版的《巨人传》，演绎的是对于人的记忆的另类新解。
    这种跨文体、跨疆域的书写，模糊了小说与哲学的界限，诗歌与逻辑的界限，乃至美与丑的界限。世间的颜色被重新定义，而认知的过程也翻转了。鲁迅当年在《故事新编》有过这样的尝试，重新叙述历史的时候，今人的智性照亮了历史的暗区。王小波也是照亮历史的暗区的人物，他的放诞、潇洒、毫无疆界的放肆，给僵硬的汉语表述，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认真分析他的作品会发现，王小波的特殊性在于拥有属于自己的词章。他自幼在一个读书的环境，青年时期便对于数学和逻辑学别有领会。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冲击着世人，而作家的语言还残留着某些旧的积习。他对同代许多人的文字并不认同。比如阿城的小说征服了许多读者，他却以为是明清官话，现代性不够。张承志的悲壮叙述，在他眼里易导致个人崇拜。王朔的新式京白自然有其价值，但他如果不自我控制可能失去力量。他欣赏的语言既非士大夫的，也非小布尔乔亚式的，那些泛道德的官僚语更等而下之。他礼赞傅雷、穆旦、王道乾的表达，觉得那种语言是有质感的，中文的特长与西语的意象深藏其间，就有一种现代意味了。
    这种对于表达的自觉，看得出他的敏锐、聪慧。但他可能也忽略了汪曾祺、阿城、张承志等人的另一种价值。因为他们的词语也是对于世俗表达的一种逆行，且呼应了另一种有意味的传统。与回到明清的话语方式不同的是，王小波更认可的是五四后有创造性的新话语，他觉得翻译家的实践可能更有意义。这种语言实验绕过了陈腐、肉麻的暗区，直抵精神明快之所。所以我们看他的行文，笑对着苦楚之地，朗然于天地之间，随性指点，坦然舒张，洋洋兮有江海之气。
    他其实读过许多古文，并非不知道转化地运用它们的价值。在给刘晓阳的信里，偶然有明清尺牍的调子，但在小说里，却警惕这样的语言，尤其在杂文中，均以口语为主，加之哲学式的论辩，八股气与市井的意味远离于他，形成的是另一番韵致。他的文本有着逆常态里的灼识，反雅化中的洁白，往往指东说西，以玩笑式的口气开笔，却升华为一个严肃的主题。而思维方式与词语组合方式，外在于我们流行的话语，那些没有价值的逻辑在他那里获得了新意。我们今天能够以此种方式思考问题的人，并不很多。
    如果不读王小波，我们可能不会体味到九十年代文坛新的裂变过程。王小波的写作，在自己身上终结了八十年代形成的那种悲楚的、倾诉的模式，代之而来的是罗素式的聪慧和卡尔维诺式的放达。远离苏俄式的叙述逻辑也开始出现，这恰恰是五四那代人没能够生长的部分，王小波竟以超常的魔力，完成了审美意识的一次转型。
    他的许多作品在今天所以被人们一直阅读，乃是因为它们有凡人少见的精神漫游和想象力，他东游西走，笑傲江湖，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在桀骜不驯的飞驰里，也有温情的缭绕、放逐的快慰一点点袭来，一点自恋的影子也不曾看到。小说里埋伏了许多意象，以超俗的笔法置人于惊险之处，随后便是开阔的精神原野。这些在卡尔维诺、尤瑟纳尔那里才有的奇思，被他转化成中国人的语境。《黄金时代》《万寿寺》《白银时代》的诡异和雄广之气，撕裂了封闭语境里的诗学，无意间也暗袭了拉伯雷的传统。
    我们不妨说，王小波是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的种种傻相。想起来我和王小波算是同代人，但知识结构和审美方式迥然不同。他几乎没有受到苏俄文学不好的因素的影响，精神的底色在英国经验主义和五四的个人主义传统里。我最初看到他的文章没有什么感觉，以为还是滑稽的因素过多，议论问题没有沉重感和悲剧意味。但后来发现，这是他的一大优长。当我们还在托尔斯泰式的文学意象里徘徊的时候，他却贡献了斯拉夫艺术之外的明快、幽默、智性的东西。而这，恰是百年间文学里最为稀少的存在。我们身上的迂腐和陈旧之气，在他的面前显得何等可笑。
    应当感谢历史给了我们文化一种变调的机会——它来自于另类知识结构的接入。倘若我们了解他的精神背景，许多疑团便会悄然冰释。多年前我和几个朋友策划了王小波的生平展，在整理他的藏书和遗物的时候，感到了他知识结构的特别。他的知识系统和同代人多有不同，数理逻辑、科学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诗学交相辉映。我们的文学家很少有自然科学的训练，对于事物的认识也缺少数理逻辑的支撑。这些因素一旦进入诗意的表达，便造成一种新颖的态势，我们的感知世界与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就变化了。王小波的可贵在于看到了我们习而不察的存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内心的感言，被其以逻辑的力量一一勾勒出来，学识里裹着野性之力四处蔓延，我们听得到他的心音的跳动。那是民间知识人最为动人的歌咏，人们聆听它的时候，才感到了什么叫做思维的快乐与创造的快乐。
    这快乐也往往引我们躬身自问，我们的文明真的过于古老了，要有新风的吹来和异样的诗意的推送，难之又难。在那些诗文的传统中多韩愈、朱熹的元素，不易诞生拉伯雷、奥威尔式的人物。细数以往，蒲松龄之舞，鲁迅之吟，已经算是奇迹，而王小波则完成了另一种可能——这个时代的异类从没有笑料的地方，从颠踬的曲径间突然走来。那么漫不经心，那么滑稽可爱，以他的明晰之眼和慧能，醒世人于昏梦，引热浪于寒中。中国文学因了他的存在，多了值得夸耀的姿色。
    二十年前，王小波离世的时候，读者推动了悼念的热潮，这在百年文学史里算是奇观。当代作家身后寂寞者多多，获得长久声望者，惟二三子而已。他的思想的辐射力，在今天不是减弱了，而是越发显出深切性来。我们现在纪念他，不仅仅因了他的可爱，还因了我们的没有成长的困窘。这是不幸中之幸，也是幸中的不幸，文学的风景，从来以惊异于俗风的方式出世，鲁迅如此，汪曾祺如此，王小波亦复如此。珍惜这份遗产，乃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