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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王小波二十年祭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北京青年报 孙郁 参加讨论


    
    
    
    和朋友们谈起王小波的时候,偶有一些争议,主要是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理解存有差异。我自己对于他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这也许与知识兴趣转移有关。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主观的印象,不及数据说明问题,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图书馆每年都有借阅图书排行榜,在文学类图书前十名里,一定有王小波的作品,有时候甚至排名在前三名。这些年,每每有同学讲起王小波都眉飞色舞,而写他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者,也多了起来。读者的目光是一支笔,已把他写到了民间版的文学史的深处。
    当一个人的文本被一遍遍阅读,且总在延伸相关话题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遇到了涌泉。许多作家在世的时候,文本就变成了死水,不再有流动的生气。而王小波的词语之波总在冲刷着读者,在他面前的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干枯。今天那么多的作家文本与世间痛痒无关,但王小波带出了罕有的情思,在那文本里有着我们觅而不见的智慧,那些自嘲、戏谑的词语,忽地使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不会飞动的笼中之人。
    阅读王小波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笑起来,他那么漫不经心,却又沉浸在思维的愉悦之中,谈笑间一面面老朽的山墙轰然坍塌,我们因之而瞭望到屋外的风景。他不在酱缸文化里纠缠着恩怨情仇,而在告诉我们可以到另个开阔而朗然的地方。不需要虚伪的词语,远离功利之途,在弯曲的野径通往的是自然而又智性的世界。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陈清扬已经成为深刻于人心的人物,他们在一个荒诞的岁月以更荒诞的方式回应着一切。这些在预设的意义轨道之外的陈年往事,竟然获得消解无聊时光的意义。小说的叙事方式异于我们的浏览习惯,作者在情节的安排和表述里,融进许多逻辑的因素,缠绕间亵渎了世间的伪善。只有经历了对于传统小说的消毒之后,才能够注意起它的好来,奚落和自嘲的句子,把我们从空幻的话语中拽出,进入了另一天地。他的表达方式属于异类的一种,五四后很少见过类似的模式。我们有过感伤绝望的文本和反抗的文本,后来不幸在本质主义中变成教条。《黄金时代》的叙述完全阴阳颠倒,他在近于玩笑的笔触下描述曾经的经历,把一个神圣的话语颠覆掉了。而且在慢慢适应他的词章之后,没有猥亵的感觉,反而生出一种自省的庄严,原来我们以往的许多书写显得那么虚假。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样子,恢复了我们写作中的某些元气。
    有意思的是,王小波在感性的表达里,一直被一种逻辑的力量控制着。我们看出他分析人物心理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他的许多作品暗示人们的是,大家一致认为存在的东西,可能并无形影,而沉默的什物,却并非毫无价值。作者以诙谐的口吻叙述那个怪异里的人与事,逻辑的运用自然,但这逻辑并不枯燥,因了滑稽的介入,变得生动起来。我们在他笔下的诸多的故事里,没有一丝邪恶的感觉,反倒看到了对于虚无的冲击。这个有趣的作家以人的身体经验抗拒伪道学的遗风,那些被凝固化的词语被他一点点溶解了。
    他的许多小说都和我们的传统有别,想象的奇异似乎也破坏了作品的某些结构。但那些不同于常人习惯的书写给我们以纠错的喜悦,读者从超乎日常而古灵精怪的情节里看出了人性的另一面,而传统小说没能全部领会这些藏于深处的因子。对于读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的引领,我们由此看到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变异之趣。
    在许多作品里,他嘲弄了假正经的文化里的各种病因,且以诙谐的调子摧毁了我们头脑深处的思想河床。他吹动的恶音时常缭绕在文本的缝隙,但也因之把我们从妄念中唤出,意识到自己在一片雾霭之中。世人以为的绿色在他那里是昏暗的,而恰是这样的差异,那些被遮蔽的本然才有了意义还原。我们在他朗然的笑声里流出了眼泪,悲悼着失去的青春的同时,也悲悼着那些熟悉的言语。假如不放弃那样的言语,我们的艺术思维,将永远处在混沌的世界里。
    王小波的美学思想是值得我们细细打量的遗产。他认为写作的不幸是无趣,那些装模作样的文章,其实是无智的表现。作家、艺术家不是依附于什么,布道的话语反生伪善,超越旧有的经验方有意义。这位狂狷的作家对于写作者的期待是对于读者的冒犯,以异样的笔触引人到未有的风景里,从而试炼人的灵魂。所以,他的作品让麻木于道学的读者感到不适,阿Q式的幽魂受到嘲笑。能够看到,他处处远离幽闭性的艺术,在文学世界,主张写作应飞离地面,把人从世俗社会引向高远之所。我们看他点评现代以来的作家,视角每每与世人反对。他觉得张爱玲囿于屋檐下的恩怨,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弥散。而杜拉斯、卡尔维诺、奥威尔则让他有着兴奋之感,因为作者谙熟世俗,又能够超越世俗,这恰是中国文学未能发展的一面。他把理性的资源和诗意的资源结合起来,便有了异于感伤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歌咏。
    于是我们在其身上看到两种元素,一是夸张的奚落,一是恶搞的明辨。他清楚于两者的价值,也把自己置身于这两种相反的维度中。典型的例子是《红拂夜奔》,小说跨越当下与古代,隋唐之人与当下之物往返在一个时空,今人之思、古人之迹浑然一体。他借着李靖、红拂、虬髯公、王二,嘲笑了古老帝都里的精神秩序,荣辱恩怨、生死之辨、苦乐之音,被狂欢的笔致所点染,那些被道学家叙述的伪态的历史,被不雅驯的文字亵渎了。小说写那些陈年往事,都在诙谐的调子里,邪恶被渐渐还原,爱意却隐于深处,一面是对故事的拆解式的叙述,一面是超逻辑的辨析。妄想、诡辩、呓语联翩而至,像是中国版的《巨人传》,演绎的是对于人的记忆的另类新解。
    这种跨文体、跨疆域的书写,模糊了小说与哲学的界限,诗歌与逻辑的界限,乃至美与丑的界限。世间的颜色被重新定义,而认知的过程也翻转了。鲁迅当年在《故事新编》有过这样的尝试,重新叙述历史的时候,今人的智性照亮了历史的暗区。王小波也是照亮历史的暗区的人物,他的放诞、潇洒、毫无疆界的放肆,给僵硬的汉语表述,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认真分析他的作品会发现,王小波的特殊性在于拥有属于自己的词章。他自幼在一个读书的环境,青年时期便对于数学和逻辑学别有领会。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冲击着世人,而作家的语言还残留着某些旧的积习。他对同代许多人的文字并不认同。比如阿城的小说征服了许多读者,他却以为是明清官话,现代性不够。张承志的悲壮叙述,在他眼里易导致个人崇拜。王朔的新式京白自然有其价值,但他如果不自我控制可能失去力量。他欣赏的语言既非士大夫的,也非小布尔乔亚式的,那些泛道德的官僚语更等而下之。他礼赞傅雷、穆旦、王道乾的表达,觉得那种语言是有质感的,中文的特长与西语的意象深藏其间,就有一种现代意味了。
    这种对于表达的自觉,看得出他的敏锐、聪慧。但他可能也忽略了汪曾祺、阿城、张承志等人的另一种价值。因为他们的词语也是对于世俗表达的一种逆行,且呼应了另一种有意味的传统。与回到明清的话语方式不同的是,王小波更认可的是五四后有创造性的新话语,他觉得翻译家的实践可能更有意义。这种语言实验绕过了陈腐、肉麻的暗区,直抵精神明快之所。所以我们看他的行文,笑对着苦楚之地,朗然于天地之间,随性指点,坦然舒张,洋洋兮有江海之气。
    他其实读过许多古文,并非不知道转化地运用它们的价值。在给刘晓阳的信里,偶然有明清尺牍的调子,但在小说里,却警惕这样的语言,尤其在杂文中,均以口语为主,加之哲学式的论辩,八股气与市井的意味远离于他,形成的是另一番韵致。他的文本有着逆常态里的灼识,反雅化中的洁白,往往指东说西,以玩笑式的口气开笔,却升华为一个严肃的主题。而思维方式与词语组合方式,外在于我们流行的话语,那些没有价值的逻辑在他那里获得了新意。我们今天能够以此种方式思考问题的人,并不很多。
    如果不读王小波,我们可能不会体味到九十年代文坛新的裂变过程。王小波的写作,在自己身上终结了八十年代形成的那种悲楚的、倾诉的模式,代之而来的是罗素式的聪慧和卡尔维诺式的放达。远离苏俄式的叙述逻辑也开始出现,这恰恰是五四那代人没能够生长的部分,王小波竟以超常的魔力,完成了审美意识的一次转型。
    他的许多作品在今天所以被人们一直阅读,乃是因为它们有凡人少见的精神漫游和想象力,他东游西走,笑傲江湖,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在桀骜不驯的飞驰里,也有温情的缭绕、放逐的快慰一点点袭来,一点自恋的影子也不曾看到。小说里埋伏了许多意象,以超俗的笔法置人于惊险之处,随后便是开阔的精神原野。这些在卡尔维诺、尤瑟纳尔那里才有的奇思,被他转化成中国人的语境。《黄金时代》《万寿寺》《白银时代》的诡异和雄广之气,撕裂了封闭语境里的诗学,无意间也暗袭了拉伯雷的传统。
    我们不妨说,王小波是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的种种傻相。想起来我和王小波算是同代人,但知识结构和审美方式迥然不同。他几乎没有受到苏俄文学不好的因素的影响,精神的底色在英国经验主义和五四的个人主义传统里。我最初看到他的文章没有什么感觉,以为还是滑稽的因素过多,议论问题没有沉重感和悲剧意味。但后来发现,这是他的一大优长。当我们还在托尔斯泰式的文学意象里徘徊的时候,他却贡献了斯拉夫艺术之外的明快、幽默、智性的东西。而这,恰是百年间文学里最为稀少的存在。我们身上的迂腐和陈旧之气,在他的面前显得何等可笑。
    应当感谢历史给了我们文化一种变调的机会——它来自于另类知识结构的接入。倘若我们了解他的精神背景,许多疑团便会悄然冰释。多年前我和几个朋友策划了王小波的生平展,在整理他的藏书和遗物的时候,感到了他知识结构的特别。他的知识系统和同代人多有不同,数理逻辑、科学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诗学交相辉映。我们的文学家很少有自然科学的训练,对于事物的认识也缺少数理逻辑的支撑。这些因素一旦进入诗意的表达,便造成一种新颖的态势,我们的感知世界与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就变化了。王小波的可贵在于看到了我们习而不察的存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内心的感言,被其以逻辑的力量一一勾勒出来,学识里裹着野性之力四处蔓延,我们听得到他的心音的跳动。那是民间知识人最为动人的歌咏,人们聆听它的时候,才感到了什么叫做思维的快乐与创造的快乐。
    这快乐也往往引我们躬身自问,我们的文明真的过于古老了,要有新风的吹来和异样的诗意的推送,难之又难。在那些诗文的传统中多韩愈、朱熹的元素,不易诞生拉伯雷、奥威尔式的人物。细数以往,蒲松龄之舞,鲁迅之吟,已经算是奇迹,而王小波则完成了另一种可能——这个时代的异类从没有笑料的地方,从颠踬的曲径间突然走来。那么漫不经心,那么滑稽可爱,以他的明晰之眼和慧能,醒世人于昏梦,引热浪于寒中。中国文学因了他的存在,多了值得夸耀的姿色。
    二十年前,王小波离世的时候,读者推动了悼念的热潮,这在百年文学史里算是奇观。当代作家身后寂寞者多多,获得长久声望者,惟二三子而已。他的思想的辐射力,在今天不是减弱了,而是越发显出深切性来。我们现在纪念他,不仅仅因了他的可爱,还因了我们的没有成长的困窘。这是不幸中之幸,也是幸中的不幸,文学的风景,从来以惊异于俗风的方式出世,鲁迅如此,汪曾祺如此,王小波亦复如此。珍惜这份遗产,乃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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