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则臣一直在缔造自己的“进城”文学。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小知识分子经验世界的零距离深度观察和残酷挖掘，形成徐则臣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长篇小说《王城如海》是“进城”文学的延续，为了“进城”，余松坡付出了“道德”代价乃至一生安宁，作品藉由余松坡这个“进了城”“留过洋”“心事重重”“来历不明”的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反省批判，探讨“进城”“远方”的选择意义。
    理论上，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有前文本。或典型或不典型，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或隐或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现自己的DNA，这是写作不能摆脱的宿命。即便他或她某几次想创新或打破藩篱，也大体只是衣着、修养和气质的变化，生理性特征永久潜伏在他或她的文本里，只要有机会，就会暴露。这种无法摆脱的文化DNA，使一个作家的不同的文本具有了神奇的关联，使具体的写作产生了丰富的个性。在这些鲜明的个性基础上，文本如果有叙事和美学的突出建设，就可能形成创作风格。
    但是，与一些作家近似迷狂状态的“非自觉”写作不同，徐则臣对于前文本的继承属于高度自觉，他是新一代作家中自我宿命的缔造者，他在用理性设计自己的“进城”文学。
    徐则臣是新世纪冒出头的70后作家，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已经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比如长篇《耶路撒冷》、中篇《跑步穿过中关村》《午夜之门》《如果大雪封门》，其中，《耶路撒冷》拿奖拿到手软，《如果大雪封门》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些作品，包括最近这部刊发在《收获》杂志今年第三期的十万字小长篇《王城如海》，连起来展看，仿佛是一部松散、通调的连续剧：背景墙基本不变，主要人物在不同的剧集换上不同的姓名和职业出场，出身、情趣和命运有相关性，甚至有高度相似性。
    这些人物的相似性在哪儿？
    首先，他们的共同身份是进城中小知识分子。
    这里有两个实词：“进城”和“中小知识分子”。“进城”说明他们的原身份是乡村或集镇，在徐则臣的笔下更加具体，是苏中地区的乡村或集镇。至于“中小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学院派解释，这里就不赘述了。“中”和“小”的主要区别是，主体受教育程度高低以及蜕变程度多少，也就是知识对于个体命运的改变程度。中国现代文学自鲁迅以来，一向有把中小知识分子作为表现对象的热情。一方面，中小知识分子身上新旧交替掺杂，改造最不彻底，心灵最纠结，自然成为人性最有表现力之部落。另一方面，中小知识分子是作家这个职业的基本构成，对于自我的剖析和无情揭露是文学写作的优良传统，这种隐伏的自我表达构成了小说文本的潜在话语体系也即潜文本。鲁迅是写中小知识分子的高手，《一件小事》《孔乙己》成为这个方面的经典作品，就不说了。
    现代文学史上写中小知识分子最用力的作家要数郁达夫，在郁氏的各种文本里，“我”的基本身份都是“畸零”“多余”“彷徨”的中小知识分子。另一个值得说的是大知识分子钱钟书，他在《围城》里极尽嘲讽和同情之能事的也是这些可怜、可恨的中小知识分子，拍成电影的《围城》由于传播影响大甚至让这个群体的面目符号化了。中小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殊政治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臭老九”，表现在文学书写中，他们的主角位置也让位给工农兵群体。以至于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写作和阅读的错觉，似乎认为只有表现工农兵生活，才贴近生活，才是现实主义创作。这个影响如此深远，包括今天，有人一说创作要“三贴近”，似乎认为只有下到村头、进入工厂才对。中国是农业大国，国民结构以农民为主体，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程度加大，“工人”这个群体崛起。以农村和工厂为生活现场，以农民和工人为表现对象，镜头分配是合理的，对焦甚至是准确的。问题是，创作面向的生活无处不在，对于职业空间的体验是一种体验，对于日常化的生命体验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对于普泛意义上的“劳动”群体中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是文学书写的题中之义。
    具体到徐则臣的进城知识分子创作，在徐则臣的系列作品里，中小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是故事的主角，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他们的“小”在于成长过程中蜕变程度小，他们虽然身份是进城了，但精神和情感面向乡土，因而过着一种“痛并快乐”的生活。“快乐”不言而喻，因为拥有异乡的体验和新生活的福利，这是一个社会人的成长快乐。“痛”来自思虑和矛盾也即不彻底，是“知识”的痛，是恋恋不忘的痛。在徐则臣的笔下，小知识分子的不彻底，使他们与整个外部环境包括他人世界，容易形成一种疏离、对抗、角力，这是一种精神深层的观察和认知。如果只“向内转”，容易成为心理小说或者哲学小说；如果只“向外转”，通常会引进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显微镜。徐则臣没有或内或外的趣味倾向，或者说这两者他都在使用。比如《王城如海》，虽然整个文本从“形式”上看——包括标题、每个章节前面节录的剧本对白以及次生人物的“底层性”，似乎主要写社会性矛盾，这里有环境恶化、阶层成见和生存压力，这是当下文本。在我看来，徐则臣这部小说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内在的反省和批判，表现为道德的重负和自律。始终压迫着余松坡的道德重负是少年时期的一桩“帮凶”行为，它如影随形，束缚着余松坡此后的精神，形成了梦魇。这桩罪恶大不大？大!它可能是余佳山一生悲惨命运的落井石。小！它可能在事件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在剥丝抽茧般的解密中，我们看到了余松坡一点一点在收紧、痉挛、挣扎的灵魂。这种建立在道德反省基础上的挣扎痛苦的灵魂，以及外部环境自觉不自觉的压迫，让我想到了《悲惨世界》和冉阿让。毫无疑问，《悲惨世界》一定对徐则臣写这部《王城之海》产生了潜在影响。冉阿让一生在为偷窃了一把银勺子赎罪，被警察局长驱赶，被罪恶感驱赶，最后成为一个道德圣人。“站在上帝的面前，谁能说自己无罪？我的罪既不比别人小，也不比别人大”，我记得这是当年卢梭写《忏悔录》的初衷。一生被一桩罪恶追赶的余松坡，他的罪并不比在生活现场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大，这是不是徐则臣这部小说的潜台词。
    回到这部小说。对于新世纪以来小知识分子经验世界的零距离的深度观察和残酷挖掘，形成了徐则臣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
    小知识分子本身可能遭遇的生存压力，在现代城市残酷的外部竞争中显得更沉重。零距离，表现为创作主体的角色代入感强，这是一种写作技巧，但首先是一种经验的体现。在此，不免要对徐则臣“知人论文”。出生在江苏东海的徐则臣，翻看他的简历，不复杂——因为年纪尚轻，但也不简单——因为有一个弯道，这个弯道里的风景基本上构成了他如今的创作背景。弯道使徐则臣获得了加速度。这是什么样的弯道？徐则臣在获得最高学历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之前，在淮阴师范学院——由淮阴师专改成学院是近年的事就读，后来又去南京师范学院进修。不是一帆风顺地进入最高学府，而是在二三流学校以及中小城市“逗留”，这是徐则臣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和创作资源，导致他对“进城”有无比痛彻的认知和热爱。事实上，这些非一流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基本文化身份是“小知识分子”。徐则臣的这种曲折，使他必然最熟悉这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和理解，这是他的经验世界的先天优势，所以说作家要从生活中历练而来。熟悉小知识分子的身心，并且认同和热爱这种身心，这是徐则臣写作的腔调。徐则臣对笔下形形色色的小知识分子，不是进行对或错的道德判断，而是借助他们的选择、焦虑和命运，记录这个变化的外部世界和丰富具体的内部精神。只有具体的，才是深刻的、有价值的，徐则臣深知此理。于是，这些人物拥有了一个具体的故乡：苏中淮阴地区。这一片是徐则臣熟悉的乡土，这里产生了淮阴侯韩信，它的地域性特征是独特和具体的。以一种体系完整的地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是作家的情感需要，也是一种叙事策略。这一点，同时代的作家中，徐则臣属于比较自觉的沿用者。
    徐则臣的江苏同乡苏童也是典范的文本自觉建构者。香椿街系列，是作为作家的苏童这么多年始终在不断添砖加瓦构建的空间和传奇，它早已独立存身中国当代文学。苏童的这种自觉建构，不光表现为对“香椿街”这个地理空间的书写——空间当然也有一定的暗示作用，但主要是人物精神具有相似性和传承性，简言之，在物质化的讲述里，苏童建构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叙事场域，在背景板上创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
    与苏童同时期的浙江作家余华也属于风格突出的作家，但余华的创作相对来说，文本的文化封闭性特征不明显。余华笔下的人物似乎可以生活在江浙沪，也可以放在陕甘宁，人物和空间的必然关联不紧密。余华这个特点，跟既写《一地鸡毛》又写《我是潘金莲》的刘震云很像。即便这样，余华依然被认为风格突出，源于他的写作的“先锋性”指向。“先锋性”是什么，今年是先锋文学30周年，前一段时间议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说了。同样是江苏作家，毕飞宇的系列作品有明显的新“里下河气质”。这种新，区别于老派的汪曾祺。毕飞宇的苏北特征与苏童的苏州特征各有擅场，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大概一个要峭硬点，一个要绵柔些。
    还是回到徐则臣。在《王城如海》里，徐则臣给他的进城知识分子余松坡贴上了高级的标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海归”艺术家。这次，这个主人公，终于可以被称作“中知识分子”。看到第二章，我们发现这个叫余松坡的进了城留过洋的“中知识分子”，其实还是徐则臣的苏中乡下走出来的子弟的升级版，在他的身上，文化DNA非常醒目。
    扎根于这个角色的故事，在第一章里就一边打埋伏、一边做交代。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喜欢思考、不拘成法的艺术家，交代的是他的不安：对窗户玻璃被砸的不安，对话剧作品前途的不安，对立交桥上抱着塑料袋的流浪汉的不安。这三个“不安”互有关联。窗户玻璃被砸，让余松坡联想到他的作品引起不满、被年轻的“进城”者抵制。对于话剧作品的关注，最终为余松坡招惹来各种社会关系，产生了一种类阶层性对抗。在这一章里，余松坡这个角色的目标意图交待得比较清楚，写了它的不安，还写了他半夜梦游的怪癖。要写出精彩的第一章不难，设计问题也不难，难的是接下来答案怎么给出。通常的做法是，在第三章揭示答案，第二章交代揭示答案的路径——这个章节显然不能太稳定、需要不断探究。
    这个故事的张力在于作家对余松坡这个人物的处理有一股异乎寻常的狠劲。作家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去写人物，对人物一定充满感情，但一个故事真正的张力是这些人物的生活过得一团槽或者命运多舛。比如余松坡，遇到了很多坏事：第一次高考落第，当兵难，精神出问题，作品不被认同，“仇家”来到身边，等等。当一切都不顺遂时，人物作出的选择才是真实的、有份量的。这时候，从叙事角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人物角色能够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各种小问题，最终安全着陆，致命的问题是，如果这样写，人是一节一节地从树上走下来，而不是跳下来，没有了紧张感，会削弱高潮到来的落差；于是，徐则臣选择了另一种写法，让余松坡慢慢地被钝刀子割肉，疼痛，紧张，失去主张，因为身上背负着道德的重负，余松坡的所有的努力和进取虽然换来境遇的变化——读大学、出国、做导演，但似乎这个圆永远画不完整。他拼命地读书，第一次高考失败。他拼命地想当兵，想曲线救国，结果暗伤了远房堂兄余佳山，最终出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主动放弃了当兵指标。第二次高考他终于成功了，毕业后为了逃避道德压力选择出国留学，却依然无法摆脱精神重负。他回国进行戏剧创作，因为《城市启示录》这部作品获得社会关注，却遇到了被他暗伤、一直在逃避的余定山，各种机缘下发生意外事故，自己和妻子不仅身体受到伤害，精心蒙在脸上的各种身份面纱也将被剥下来，难堪地甚至丑陋地裸露在世人面前。一个人万难逃脱自己的宿命，哪怕漂洋过海、乔装打扮、鸟枪换炮，一个小浪头打来，立交桥上偶尔的一瞥，就能将你打回原型。作家显然在讲一个宿命的故事。作家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心事重重”“来历不明”的家伙？换句话问，作家难道是对这些中小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无情鞭挞吗？
    显然不是。对于余松坡，徐则臣的基本感情是同情，甚至还有欣赏的成分。区别于道德滑坡，有道德底线和道德感使余松坡始终背负着重担，这种自我惩罚是一种自我清洁，这种反思能力也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在《王城如海》里，他通过余松坡这个角色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耶路撒冷》要解决的同样也是这个哲学问题：诗意的远方和现实的远方，这种选择到底有多大意义？为了这个选择，余松坡付出了“道德”乃至一生安宁，余佳山付出了“健康”。进城，在这里其实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桎梏，即便这样，我们还在不断地“进城”，因为不满、不和解，小说从而具有了冲突和张力。这是徐则臣“进城”文学的魅力。
    写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为进城中小知识分子立传，是徐则臣的自觉。在《王城如海》第21页里，徐则臣以余松坡的身份出场，他写道：“然后，他们就戏剧中现实问题的超现实处理作了问答与交流。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艺术问题。余松坡也在中外戏剧史的谱系上谈到《城市启示录》的创作心得，一点不避讳它的潜文本和前文本。艺术薪火相传，谁也没法像齐天大圣那样，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余松坡这个人物不是从石头缝里凭空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前传在《耶路撒冷》里。
    这时候，我们需要看看徐则臣的“前文本”和“潜文本”。
    够得上前文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物精神气质的延续性，一是腔调和立场的延续性。在这部小长篇《王城如海》之前，是那部著名的大长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写了一群从小一块儿成长的小知识分子的命途，他们有的进了城还想去更远的远方，有的进了城又开始还乡，有的进了城也犯了事，个别留在故乡的人精神出了问题。在这个前文本里，作家是在写当代小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梦想——进城，去耶路撒冷也是梦想的一个表达。进城和去耶路撒冷是哲学象征。截止目前，徐则臣也只写了两个地方：淮阴和北京。当然，这是作家熟悉的经验世界，但真正的原因，如前所述，作家在刻意地建构有限空间的文化坐标。所以在徐则臣离乡和进城的书写中，城是具体的，又是符号化的。这个“城”可以具体到王城的“城”、北京城的“城”，也可以泛指精神的围城。
    潜文本是什么？为什么要潜伏？王城如海人茫茫，只是一种表面的表达，深层的深意是上下求索路漫漫。
    “路漫漫其修远兮”，以至于精神出了问题，这是典型的中小知识分子阶层病。精神疾病和肺结核是中国现代文学常见的两种病，精神疾病在徐则臣的文本中也是偏爱的一种病。《耶路撒冷》里的铜钱、景天赐和留守家乡的吕冬，《王城如海》里的余佳山、余松坡，比率之高令人无法忘记。这种强调，有什么特殊原因吗？这个得问徐则臣。由文本可见，在精神疾病这个“意象”层面，作家有实写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象征和隐喻。这是徐则臣文本写作的设计意识所在。
    文本另一个有强烈设计感的元素是“弟弟”这个意象。《耶路撒冷》里小伙伴们集体出走家乡的一个重要由头，是秦福小的弟弟景天赐的意外死亡。《王城如海》里保姆罗冬雨的弟弟罗龙河发现余松坡的秘密后，把余佳山带到余松坡家。在这两部作品里，弟弟这个角色都是故事的转折点，与弟弟相对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姐姐。由于姐姐对弟弟都是无条件的挚爱，弟弟或愚傻或顽劣，统统不按牌理出牌，导致事态激变，成为作家解决问题的帮手。
    在《王城如海》里与余松坡中知识分子身份相对的、同样有角色份量的是小知识分子罗冬雨。罗冬雨这个诗意的名字，作家没有给余松坡的妻子——他的妻子叫祁好，而是给了他们家的保姆，或者说有点文化修养的保姆。知识分子的行动逻辑徐则臣是熟谙的，但是，这个小知识分子罗冬雨的行动逻辑，虽然由徐则臣亲手设计，但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我们从罗冬雨的身上能看到《耶路撒冷》里秦福小的影子：同样都受过一点教育，同样道德教养良好，同样被周围男性尤其是优秀男性无条件地喜欢，同样爱弟如命，等等，通过罗列的这几条，可以看到罗冬雨和秦福小的一脉相传。在罗冬雨、秦福小的身上，寄托了徐则臣对于一个女性的美好期许——温婉、懂事、干净、自律、善良，一句话，符合传统审美标准。这个审美标准的形成，也让我开始揣测地域文化对于徐则臣的影响。最后一章，罗冬雨在突然回家的祁好被误伤后与弟弟罗龙河仓皇出逃的行为，我私以为不太符合小说在前面的章节对于这个人物书写的逻辑。罗冬雨思前想后，从逃跑路上又折回幼儿园接孩子的举动，也不具备合理性和说服力。同时，也要说到祁好。祁好真好，专情，聪明，豁达，知识女性的优点占全。徐则臣把祁好和罗冬雨分成两个层次，前者似乎比较现代，后者似乎比较传统，但是，都写到了她们的亲情观、家庭观。以祁好为代表的要强能干的现代职业女性，家庭依然是她的重要面向。对于祁好的认可，是徐则臣对职业女性的一种价值体认。站在祁好和罗冬雨对立面的是罗龙河的女朋友鹿茜，这个姑娘轻浮、现实、虚荣、庸俗，许多关于女性的负面词语都可以用在她身上。鹿茜的存在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客观再现，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不过，徐则臣这种对于女性截然两分的做法，然而让我怀疑他对于中小女知识分子的熟悉程度不及男性。日常生活中的徐则臣说话慢条斯理，似乎顺滑，好消化，但图穷匕首见，锐气暗藏，猝不及防。他的理性气质如此突出，是不是也导致他更擅长于写男性知识分子？
    一个主文本加一个楷体字的副文本形成每个章节，这是《王城如海》与《耶路撒冷》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也提一下。《王城如海》的副文本是对余松坡的剧本《城市启示录》的摘选，《耶路撒冷》的副文本是对初平阳专栏文章的摘选。这两段楷体字可以看作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与正在发展的情节形成了一种平行互补。两部作品如出一辙地沿用这种蒙太奇形式，见出了徐则臣毫不掩饰的匠心，他在宣布自己对于前文本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