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19世纪以后，杰出作家显得越来越稀少。一些作家聊起让自己手不释卷的书目，也总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梭罗这些经典大家。仿佛，当代文坛热闹归热闹，可堪一读的作品却很少。当代文学作品真的贫乏了吗?
    这是个不好仓促下结论的问题。美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虽不讳言她的日常读物以狄更斯和笛卡尔为主，但她也指出:现在被公认为杰出作家的梅尔维尔、迪金森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才被真正发现。
    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现实总是平庸的大多数包围着杰出的少数派，最好的作品并不是人为选择的，而是岁月从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淘洗所得。所以，当我们在上海书展正面遭遇大量文学类新作时，所面临的真正困惑在于，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也许一时一刻是难以辨识、难以定论的。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把眼光投向一些既不够流行，也不能制造刺激的感官冲击的作品，聆听丰富多元的声音。
    这里是今年上海书展上一些文学类翻译新书。在这个时有偏见、盲目和狭隘制造创伤的世界里，文学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是不妥协地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将让人们从自我封闭、不加反思的生活中挣脱出来，认识到自 己与他人是相互关联的，认同世界是复杂且充满灰色地带的同时，仍然为有迹可循的真相奋斗和努力。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暴力冲突的新闻，让人想起去年秋天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在 《纽约书评》 发表的散文 《恐惧》，她在文章里写道：“‘恐惧’是当下美国文化中最严重的问题，酿造美国日趋分裂的局面。‘恐惧’使得人们不再按照应当遵循的准则行事，逐渐远离最好的自我。”一如她在小说里反复探索的问题：人如何战胜不确定的恐惧，踏实地活着。
    玛丽莲·罗宾逊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尽管她的长篇小说只有四部：《管家》 《基列家书》 《家》 和 《里拉》。《管家》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本人非常珍视的一部作品，奠定了她后来的写作基调和主题。小说以一个偏远、潮湿的湖边小镇为背景，娓娓道出三代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露丝和露西尔是一对孤女，母亲死后，她们由外婆和两位姑婆的照看，直到姨妈西尔维接管她们。她带着她们流浪，居无定所，后来，妹妹露西尔回归日常秩序，姐姐露丝继续四海为家，“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夜中独自跳舞。”在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正面出现过，只有女人和女孩是鲜活生动的，女性的沉静、古怪、内敛、冷淡等等特质，代代相传，一并传递且不断累积的，还有对逝去亲人的回忆。罗宾逊笔下的女性，以各种各样的不圆满打破了人类的常态，她用诗意的韵文写下生命的无常，关注那些在传统之外的人们———选择漂泊未必是寻求解放的女性的理想出路，但只有摆脱了“托付男性”的情结，女人才有可能成为自由完整的人。
    《管家》 的结尾，姐姐露丝忍不住想象妹妹露西尔可能的生活场景，暗生向往。一切的自我选择真的可以甘之如饴么？ 谁是真正离开的，谁被困在原点？ 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 《那不勒斯四部曲》 里，一对姐妹花的命运殊途是另一幅浓墨重彩的人生画卷。
    经过 《我的天才女友》 和 《新名字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文版出到了第三部 《离开的，留下的》，“费兰特”这个笔名背后作家的真实身份依然是谜，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欣赏她对女性情谊极度诚实、尖锐、毫不粉饰的书写。埃莱娜和莉拉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贯穿了意大利战后动荡的岁月，这两个生长于那不勒斯贫民区的女孩，为了冲破逼仄命运的封锁而挣扎，她们数十年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是替对方度过她难以企及的人生。她们一起构成一个神奇的、自给自足的整体，互相补足对方的缺憾，也互为彼此最大的阴影。无论是生活还是小说，一段友谊里，更强大、性格更丰富的那个人会让软弱的那个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但是在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埃莱娜，从自身的从属位置中获得了某种才智，那让莉拉失去了方向。费兰特以史诗格局展开的，就是这个难以描述的过程———一个人不断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她们帮助彼此，也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
    对于作家而言，很多时候他们也会不可避免地从另一个作家身上汲取情感、知识和力量，那些经受了时间锤炼的伟大作家，其实注定要被后辈同行“洗劫”。三年前，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作家受邀参与了一个名为“改写莎士比亚”的文学项目，以小说的形式重构莎士比亚的戏剧。阿特伍德的新作 《女巫的子孙》 就是这次命题作文的作品，她把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剧作 《暴风雨》 切换到当代加拿大，原著中的米兰公爵化身戏剧导演，落魄后成为监狱教导员，和监狱里的三教九流一起排练莎士比亚，莎剧成为这些人命运的复调。
    阿特伍德说，她选择重写 《暴风雨》，因为“这部戏剧包含了许多未解的谜题，复杂的人物，它的魅力一部分就存在于读者试图解答这些谜题，挖掘人物复杂性的这些挑战之中。”开始写作前，她重读了两遍剧本，一度陷入恐慌和思绪混乱：一个魔法师跟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一起在孤岛上被遗弃了12年，这种事在现代哪有什么翻版呀？ 她第三次重读剧本时，改从结尾往前读，被普洛斯派罗的最后一句话击中：“还我自由。”于是阿特伍德开始计算这个剧本里出现过的“牢笼”，剧中出现了九个囚笼，其中第九个，也是最大的囚笼就是 《暴风雨》 这部剧本身，囚徒是普洛斯彼罗———这是一部关于禁锢的戏，每一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禁锢的。于是，她决定把小说的背景安排在加拿大的一所监狱里，她笔下的男主角在挫败的生活中，把热情转向排演莎剧，他改编 《暴风雨》，席卷了他身边所有的人们，而那场演出也将成为他生命中所不能幸免的暴风雨。通过 《女巫的子孙》，阿特伍德抓住了莎剧 《暴风雨》 的精髓，也触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唯有创作，是抵抗命运的“魔法”。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写作之于很多作家，是通向内心的长路迢迢，也是释放那些难以释怀的经验。
    理查德·弗兰纳根以父辈的经历为蓝本，历时12年完成了小说 《深入北方的小路》。他的父亲二战期间入伍，在太平洋战场被俘，是日军战俘营第355号战俘，扛过饥饿、殴打、热带疾病以及修建泰缅铁路的繁重工作，九死一生。泰缅铁路被称为“死亡之路”，当年日本军方强迫6万盟军战俘和无数亚洲劳工，用18个月完工。疯狂赶工的后果是西方战俘死了1.2万，亚洲劳工死亡数在10万以上。这些数字背后的血泪磨难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恰是弗兰纳根在小说中做的：他试图想象父亲经受的苦难，也想象昔日作为施暴者的日本军官的心理。这个故事不是人类战胜困苦逆境的陈旧套路，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失败感———一种极端环境下的生命的虚无感。战争和爱情这两个主题在小说里都有体现，但作者真正描写的是面对命运无情的本质，人类残酷的、但残忍中有时也具有美感的精神世界。弗兰纳根的人文修养极高，他独辟蹊径地处理了诗与冒险的关系。如果用“诗意”形容与战争有关的故事，似乎有些轻佻，但这本小说确实是诗的叙述，诗的表达，诗的隐喻，就连书名和每个章节名都来自俳句。“今世，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凝视繁花。”书里引用的这句俳句，未尝不是对这部作品恰如其分的评价。
    关于“历史小说”这个概念，美国作家多克托罗有过一句颇有意思的抗辩，他说：“我抵制历史小说家这个标签，我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关于‘此刻’的。”两年前辞世的他，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安德鲁的大脑》 是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
    多克托罗最负盛名的几部作品涵盖了美国100多年的近现代史：以南北战争时期为背景的 《大进军》，发生在20世纪初的 《拉格泰姆时代》，讲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 《世界博览会》 和 《鱼鹰湖》，关注1960年代的 《但以理书》，还有 《纽约兄弟》 串联起从一战、大萧条时期、二战，直到越战的40年历史。
    在《安德鲁的大脑》 里，作家回到了字面意义上的“此刻”，小说以对话体展开，认知心理学家安德鲁和不具名人士在交谈中讨论人的认知、记忆，以及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创伤回忆。但这不是一部心理小说，主角安德鲁纠结于“大脑怎么衍生出意识”，因为他对过去怀有负罪感。
    书中大篇幅地谈到“9·11”，源于多克托罗曾为摄影师大卫·芬的图片集 《哀悼911》 配文，借这本小说，他“复活”了那段让他难以释怀的经历。在他生前接受的最后几次采访中，他希望读者不要以“时代寓言”的偏见去看 《安德鲁的大脑》，不要试图寻找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我没有兴趣针对任何一个时政人物。如果足够幸运，50年后还会有人来读这部小说，那时应该没人会在意人物原型是谁，那样就能看得明白，我想讨论的是：人不该杀戮。”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曾经写到：“天堂不是仁慈的，思想的人类也不是。”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向他致敬的 《赫拉巴尔之书》 里，写的就是一群“思想的人类”的独白交响。这部小说有一个特别荒诞的情节框架：安娜怀孕了，但是她厌倦了和作家丈夫在一起的生活。上帝为了防止安娜堕胎，派天使下凡，但天使毫无用处，所以上帝只能亲自出马，去找赫拉巴尔聊天，去学萨克斯……笨拙地做一切能让安娜感受到“上帝之爱”的举动。小说的特别在于，作家放弃了对情节和细节的设计，将巨大的空间留给了倾诉、议论和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神思飞扬，每一次倾诉、议论的声音源总是不确定的，倾诉中，情绪泛滥，裹挟了大量碎片般的现实生活的细节，同时敞开了和文学世界内在历史脉络的对话。
    《赫拉巴尔之书》 之后，《一个女人》 是一次更大胆的文体实验。本书由97个小节组成，每个小节长短不一，长的数千字，短的只有一句话。97个小节采用了类似音乐中的“赋格”，不同声部交替吟咏同一个主题，每一节的开头都是“有一个女人”，紧接着是“她爱我”“她恨我”，小节之间“爱”“恨”交替。这些描写展现了参差多态的女性和男女关系，有爱的体验，两性的冲突，也有激情的游戏，以及自我意识的碎片。在这部“非典型形态”的小说里，艾斯特哈兹展现了他罕见的语言才能，将粗俗与高雅、直白与隐晦熔于一炉，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节奏。以这场语言狂欢的文本实验，作者明确地表达了小说以及文学的真谛在于思考语言———对语言的关切是思考人和世界关系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