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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姗姗:重读鲁迅——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日报文艺 任姗姗 参加讨论


    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
    今天,当我们返回历史现场,从鲁迅的书写和人生去复原他的精神地图,与这颗丰富而孤独的灵魂对话时,我们会发现:鲁迅经验、鲁迅价值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历史本身,认识中国,认识未来。
    感谢大家近几个月来对“品读经典•重读鲁迅”系列的关注。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周年,我们从《新青年》《朝花夕拾》《野草》到鲁迅的诗作和人生,回溯和解读了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但我们深知对鲁迅思想的解读没有永远的终结,纪念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编 者
    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炮,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的命运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在屈辱中蹒跚起步。这个从黄河流域繁衍起来的民族,终要告别哑默,在流血的痛楚中觉醒、爆发。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建造完毕。人头攒动中,“龙号机车”一声长鸣,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火车头的诞生。
    同年9月25日,一个男孩诞生在绍兴。喜讯从位于东昌坊口、张马桥北边的周家,传到了在北京当“京官”的祖父周福清。祖父为男孩取了名字“樟寿”。福禄寿,寄托了一个家族对长男对未来的期许。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走向衰败的周家,映照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暮色。周家的长男,自小便因祖父下狱目睹了权力的不测之威,因父亲亡故、家道中落,而背负起沉重的责任,远走异乡复又返乡,踯躅着寻找前路。
    直到1918年5月,一声响雷从这黑暗的底部炸响。《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作者署名“鲁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这一天,“鲁迅”诞生了。他决心“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他要做“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毕其一生寻找着答案: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从绍兴到南京,由仙台赴杭州,从北京迁广州,最终归于上海。《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毁灭》《十月》《死魂灵》《苦闷的象征》……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野草》)
    
    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返回那个不算遥远的历史现场,尝试着从鲁迅的书写、呐喊与战斗中去复原他的精神地图,尝试着穿越曲曲折折的路径和幽暗渺茫的迷雾,与这颗“20世纪中国最为丰富、孤独而痛苦的灵魂”对话时,我们不禁发现:鲁迅经验、鲁迅价值之所以不可磨灭,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历史本身,认识中国,认识未来。这就是鲁迅的力量,具有超越性的力量。他是以燃烧的生命,给今天的我们以无穷的光与热。
    今天,鲁迅依然与我们在一起。
    鲁迅的时代,坚船利炮裹挟着欧风美雨奔袭而来,古老的民族被迫站在了东西方文化冲击的前沿。“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这一徐光启在17世纪提出的思想,在那个困顿的中国落地有声。
    1934年,鲁迅为《中华时报》副刊《动向》撰写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他所倡导的“拿来”是为我所用的拿,虽然“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却一定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所倡导的“拿来”致力于造就新的文艺、新的思想、新的人,他相信“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他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2016年,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如影随形。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延伸,让这种裹挟与奔袭发生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甚至每时每刻里。当你的一天从被苹果手机的闹铃和麦当劳的咖啡叫醒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拿”或者“不拿”,这似乎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如何不被这浪潮覆盖,不被这风云淹没?同样的问题,考验着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延续性,考验着今天的中国人对文化根性的自觉与自信。
    那个时代,没有尼采,没有夏目漱石,没有安特莱夫的启发与熏陶,没有异质文明作为参照,鲁迅就不可能提出国民性等一系列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鲁迅也难以成为鲁迅。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在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们依然要面对,面对那条漫长崎岖、通往远方的前路。没了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映照,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不会“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今天的一切始终不能成为中国的故事。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痛苦之极的鲁迅曾这样长叹。然而,他从未放弃,从未缴械。在经历了无数的相遇与告别、信任与背叛之后,他依然秉持着直逼现实、洞穿未来的目光。他终生为之战斗,苦苦为之寻觅的“向何处去”,归根结底是“人”的觉醒,是如何真正成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人”。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随感录三十六》)
    他视“世界人”为重塑“中国人”的价值尺度和理想境界。在他那里,一个真正的“世界人”就是一个理想的“中国人”——他继承传统但不画地为牢,面向世界而非丧失自我;他是知识、道德、品格、思想的协同生长;他要为中国在世界挣一个地位。而这,与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是何其相似;对沉迷于物质与技术而内心苍白贫困的人们,对置身全球化与现代性漩涡而丧失自信迷失自我的人们,是何等的振聋发聩。
    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他依然是我们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他的思想依然烛照着今日中国。
    80年的时光纵然已逝,但我们不应忘记——
    1936年10月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他的《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手稿摊放着。灯却亮着。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
    是的,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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