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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的“后先锋”时代:新的语言,极简的风格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青年作家》杂志 黄茜 参加讨论


    近日,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作品研讨会于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对《望春风》这一文本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学、文化意义以及格非个人写作的变化展开探讨。
    小说《望春风》2016年7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简单、自如、俊朗的手法,写江南乡村赵儒村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的衰颓衍变,被称为“一首关于永恒的失去的诗”,“为挣扎中的中国乡村准备的一篇祭文”。《望春风》出版后广受美誉,荣登数个2016年年度好书榜。据译林出版社透露,小说目前已销售十万册。今年3月,格非凭借《望春风》再度获得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提名。
    先锋之后
    格非找到了新的语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研讨会上表示,《望春风》很好地结合了世情和思考,“我们现在小说里面写世情的,写民间的故事很多,有远思的、有哲思的作家也有一些,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不多。”
    上世纪80年代,格非以小说《迷舟》声斐文坛,成为“先锋小说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被认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之一。三十年过去,格非身兼作家、教师、学者三重身份,已慢慢步入他的“后先锋”时代。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指出,从先锋文学转型以后,很多作家不会写东西了。然而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再到《望春风》,“格非重新回到正面强攻的写小说的姿态和立场,依然能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体现出他作为小说家的过人素质。
    孙郁也认为,格非在《望春风》里的语言已和先锋时期显著不同。
    “我觉得《望春风》之所以让我们感动的原因,是他找到了和五四民国期间的知识分子相似的,像晚年汪曾祺那样的一种语言。他把明清的文人话本,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的语言容纳到自己的文本里,因此《望春风》有好多意象令人印象深刻。”
    《望春风》里有一种
    卡佛的“极简主义”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看来,《望春风》是一部简单而高妙的作品,作者信笔由缰,写出了生活最单纯、最朴质的一面。“它非常放松、非常自如,让文字本身去写,而不是作者在驾驭,在控制,在设计。”
    陈晓明指出,《望春风》里有一种类似美国作家雷德蒙·卡佛的极简主义,每一个故事都那么简单,但却美妙。
    西方的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往往以层层嵌套的结构引人入胜,格非早年亦擅长营造叙事的迷宫,在中国的当代作家当中,一直以设计小说的整体结构著称。《望春风》却以“无结构”为结构,“以一种自然的状态,行云流水地推进”,这种任性灵动、俯仰自如的手法,让批评家吃惊和欣喜。
    “明清的笔记小说,包括后来的沈从文,就是这种自然自在的叙述方式。怎么去理解它?”陈晓明将其称之为“逆现代”,或者前述的“极简主义”。因为小说的完成不是经由一种用力的、富有张力的宏大体系,而是在一种“极简的状态下”、在“最细微的层面上”。就像乡间的黍离麦秀,“从纯粹的自然性中,生长出一种自在的浪漫。”
    “《望春风》不是一曲挽歌,而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它包含了现代的思想,即使也有怀旧,即使也有颓败,但这种颓败是人类精神里非常永恒的东西,人类就是在不断地失去,不断地建构。”
    “乡愁”是这个时代
    最大的陈词滥调
    此前批评家和媒体对小说《望春风》的谈论大多焦聚于乡村文学、还乡、乡愁等层面。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在研讨会上尖锐地指出,“乡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陈词滥调,是成功人士和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对于这种摧枯拉朽的改变,格非在《望春风》里没有做出评价,态度非常慎重。孟繁华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型作家的优点,也就是说,格非有历史感。”
    写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梁鸿也在研讨会上感叹,如今“乡土”被人说得太多了。然而,从理论上讲,“乡愁”这个概念还没有变质。梁鸿提出,正确的方式是把乡土、乡村、乡愁作为一种“基因”,纳入到我们绵长的未来的生活里面。就像我们今天谈希腊精神,它作为一个命题既是古老的,又非常现代,值得诗人和哲学家反复凝望和阐释。
    “当我们在写乡村生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写它一定就是乡村生活,而不是整个人类的生活?”梁鸿问。乡土文学的写作,不应被乡土本身、被所谓的“农民的劣根性”束缚。“《望春风》不是一曲挽歌,而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它包含了现代的思想,即使也有怀旧,即使也有颓败,但这种颓败是人类精神里非常永恒的东西,人类就是在不断地失去,不断地建构。”
    格非谈现代小说
    是对问题和谜面的反思
    在研讨会上,格非再度表示《望春风》是他“对故乡的最后一次回望”,自从1981年考入上海读大学,他已在城市生活了36年,虽然如孟繁华所言,“城市经验照亮了他的乡村经验”,但故乡的拆迁和消失,使格非对乡村的记忆停止生长,这对他写农村也构成了困难。50岁后的格非打算写写城市生活。
    关于“回望”的主题,格非解释道:“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回望过去的时刻。马克思等人曾经回望过人类的童年即古希腊的时代,也就是《荷马史诗》的时代。他说那是一个答案先于问题的时代,先有谜底才会出现谜面。当卢卡奇在1915年写《小说理论》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是光有谜面,光有问题,没有谜底和答案。”格非表示,现代小说是对于问题和谜面的反思,“我个人也不例外,写《望春风》的时候,也是带着很多的困惑和迷惑开始了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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