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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情理”？ 小说的创作无论人物性格的设置、具体情节的安排都要符合“情理”，即要符合社会生活与人物性格、命运等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规律。虚构仅仅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更本质的真实——这关键就在于虚构是否符合“情理”。“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面目、性格、言语、行为有其不可度越的生理和物理限制，小说中的人物亦必须服膺同样的法度。”（《小说稗类》267页）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样，要符合其自身的性格逻辑。 故而，第四十四回中，孔明在与周瑜议事时，将曹植的《铜雀台赋》改了两句，说曹操欲得江东二乔，借此激怒周瑜，陆澹安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再好色的人也不会将自己的心思告诉儿子，而儿子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做在文章里。同样，上级刘备明明知道张飞是个粗人，不懂政事，为何要派他去过问？而摆阵破阵、呼风唤雨之类，那就更是恶札，因为现实生活中无此情理。 由此可见，在陆澹安那里，虚构有一个标准，要符合生活的真相和逻辑，才能让读者感到可信。进一步，他反对向壁虚构的杜撰之作，倘若作者有“耳所闻、目所见”的经历，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往往能创作出入情入理的小说。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呼风唤雨、借东风之类因不符合生活的真相与逻辑是恶札的话，那么“张翼德大战长坂桥”呢？这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片段，仅仅通过“声如巨雷”的三次大喝，威武勇猛的张飞就活现在我们眼前。 第四十二回叙张飞守长坂桥事，书中说道:“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逃奔，……曹操冠簪尽落，披发奔逃。”一喝之威，竟能如此，似乎形容得太过分了？便算夏侯杰是个特别胆小的人，受不住张飞的一喝，那曹操却是个久经大敌的人，老奸巨滑何至亡魂丧胆若此？无论如何，不合情理。（《说部卮言》304页） 按现实的“人情物理”来说，很难有人具有“大喝一声”惊得他人“肝胆碎裂”的威力。然而这样的写法，虽不具备细节的逼真，却如同中国画的遗貌取神，寥寥几笔，神韵俱出。那么，小说中，这样的神来之笔，是否应该保留？ 剥茧抽丝，走向正鹄 侦探小说是小说中的一个独特门类，它含有“智”的因素。侦探的破案过程，往往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冷静的理智，通过科学的方式，调查求证、综合分析，用正确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探案过程荆棘丛生，亦充满探究的乐趣。 在《〈水浒传〉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陆澹安侦探“探案”的过程。首先，从细节入手，不放过任何微小的地方。《水浒传》的地名、官名、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方言俗语，他都花大力气考证。看似琐碎，却为我们提供了从细节进入历史的途径。他运用社会学的眼光，通过具体细致的考证，为我们钩稽出古代社会的史料，使得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服饰、婚姻、家庭、道德观点、风俗习惯等有所了解，而阅读《水浒》也成了了解古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正如陆澹安所说:“中国历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统治阶级主编的所谓正史中，是绝对看不到的，倒是小说中还能窥见一鳞半爪。《水浒传》虽是叙述宋朝的故事，因为作者是元末明初人，而改编润色者又都是明朝人，所以书中描写的风俗习惯，可能有许多是元朝或明朝的，不能认为全是北宋时代的社会情况。可是我不管它是宋朝的、是元朝的，或是明朝的，能在一部小说中看到几百年前的许多风俗习惯，这总是可喜而不应当轻易放过的。”（同上279页） 其次，具体考证中，他重实证、重逻辑推理。在谈《水浒传》版本问题时，他并不迷信权威，而是在尽可能多掌握证据的基础上，细密考订，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谨慎得出结论。关于《水浒传》的百十五回本，学术界向来存在颇多争议。胡适认为百十五回本是坊贾删节本。鲁迅则认为百十五回简本是现存各本中成立最早的本子，因为它最接近原本。可能由于《中国小说史略》体例的限制，鲁迅没有展开论述，仅用“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几句简短带过，胡适则认为这种说法难以信服。陆澹安则从百十五回本的回目与其他本子的区别、习见语言的不同及文字的对勘三方面细致考订，以历史的眼光，谨慎得出百十五回本的成立当在各繁本之前。这一考证过程既充满艰辛，又极富探究的乐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