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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二先生的银子 在《〈儒林外史〉研究》中有如下一段话: 第十四回马二先生为了蘧公孙的事，垫出九十二两银子。后来蘧公孙回家，马二先生向他说明后，恰巧第二天马二要往杭州游玩，蘧公孙便封了二百两银子，备了些熏肉小菜，亲自到文海楼送行。可见那九十二两银子，蘧公孙早已加倍奉还马二了。但是后文马二先生游西湖，书中说道:“……望着湖堤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第十五回马二先生向洪憨仙道:“晚学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送了几十金，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了去……寓处盘费已尽，心里纳闷，出来闲走在……”照此语气看来，似乎他所垫的九十二两银子，蘧公孙并未还他。那末临行时所送上的二百两银子，究竟哪里去了?前后对照，似乎有些矛盾。（《说部卮言》395页） 不晓得有多少读者会像陆澹安这样，记挂着马二先生银两的去向。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不曾留心于此。带着“马二的银子去了哪里”这样的疑问读《儒林外史》，应该是种焦虑的体验。倘若是在书场中，陆先生完全可以向说书人发问，机智的说书人说不定会插入一段比如马二先生的银子被××骗走的故事和听众互动，博得满堂彩。 可惜，这不是书场。陆先生只能带着疑问读下去，而种种疑问却越积越多。譬如，月尽的日子，如何会有一轮明月升上来？秋末冬初时节，怎会有卖菱角的船？这些尚属小的疑问。更多的是由于《儒林外史》“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来俱迄”（鲁迅语）“集碎锦”式的写法，诸如年份、地点、时令之类的矛盾错乱及疏漏不可避免，陆澹安为之一一指出，不可不谓目光如炬。 第二十五回收束处，写向知府被委赴宁国府摘印事。凭空加这一小段，与前后文毫无关系，似乎应当删去。（按书中着此一段，只是为二十五回收束处作一惊人之波澜耳。但凭空加入太不自然，不如删去之为愈也。）（《说部卮言》395页） 在书场中，穿插一段故事，只要说得精彩有趣，往往不会引起听者的反感。而在小说中，过多的无关紧要的穿插，则往往会破坏小说结构的有机性。问题在于，《儒林外史》本身即是“仿说书人体例所写的一部讽刺士林官场和市井的小说，它未必在书场里让说书人讲述流传过，可是由一个角色衔接另一个角色，带出另一段故事的转折递渐之法，却将书场中闲话闲说、挟沙跑马的功夫发挥到极致”（张大春《小说稗类》，190页）。“闲中生色”是《儒林外史》的特色，严谨的结构和精妙的布局也许并不是吴敬梓的美学追求。 《儒林外史》独特的写法使得有些小说人物会如黄鹤杳去。没有一一交代结局，也未必是一种疏漏。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视点也已从一个角色转移到另一个角色。 《儒林外史》刻画人物“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鲁迅语），布局结构看似不甚讲究，而能“前后顾到、处处贯穿”（澹安语），实在一部优秀的著作。捉《儒林外史》的“漏洞”，并非是对其小说艺术的否定，相反，对优秀之作“寻瑕索疵”，才更有挑战性，这也是陆澹安以侦探的眼光读书的趣味所在。而“粗枝大叶”缺乏侦探眼光的读者，将小说闲闲读过，不求甚解，那是另一种趣味。 张翼德大战长坂桥——历史小说中虚构的尺度 《〈三国演义〉研究》中写道: 书中写张飞乃是一介武夫，十分粗卤，当然不懂政事的了。既然如此，庞统在耒阳县不理政事，刘备何以派张飞前去究问？这一层似乎也说不通（此事固非演义所杜撰，但演义写张飞太粗，则此处便觉不合情理矣）。（《说部卮言》308页） 由此可见，陆澹安并不主张历史小说只能“实录”。正史中有的，未必要写入小说；正史所无，亦可增添虚构。但是，虚构的尺度在哪里？ 依着陆澹安的侦探式眼光来看，《三国演义》把诸葛孔明写得过分神奇，如祭东风及借寿之类。《三国演义》的这种写法也确实为不少人所诟病，鲁迅就曾批评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陆澹安认为，“呼风唤雨，为情理之所必无。正正当当的历史小说中，似乎不应当把这种荒唐无稽的故事搜罗在内。” 通观陆澹安对古典名著的“寻瑕索疵”，所谓的“瑕疵”处就是“不合情理”、“为情理所必无”之处。 李飞探案，亦强调情理。在《棉里针》中李飞说:“天下的事情，不论怎样曲折，总逃不出情理二字。” “情理”是明清小说批评中的常用语，亦称为“人情物理”。叶昼评点《水浒传》曰:“《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是在说梦处、说怪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第九十七回回评）而张竹坡评价《金瓶梅》云:“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