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
    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
    一次在书店偶然看到，有种出版的古代碑拓，把原碑断残的部分补充上去，印在很漂亮的纸上。陡然见到如此完整的古碑，不觉一怔，细细看下来，便觉得千百年的时光留白，被现代心思与笔触淤塞，失了人世的从容。就如同过去时代的传奇人物，只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让人余想不尽，及至现代人把这点材料敷衍成皇皇巨著，天光里便只剩下累赘的人事。
    金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书中关于父亲的部分，叙述的分叉很多，一面是作者的讲述，一面则是引用笔记、传闻、口述历史、父亲的日记、书信，各部分彼此映照，有时互为说明，有时互为补充，有时又显得互相矛盾。凡此种种，作者皆不刻意补足，而是保留着参差对应，如此，《回望》便牵扯起世间的丝丝缕缕，撬开了命运的诸多幽微之处。
    书中有一细节，看后顿觉惊心动魄。1937年，日军途经黎里镇，却无从驻扎。即便如此，黎里镇“维持会”仍迫于日军压力，决定送几个最无亲眷的尼姑到平望交差——“远远就听到女人哭声，镇里人人晓得，是几个尼姑的声音，一艘菜贩小船要送这几个女人去平望了，哭声越来越响了……天落无穷无尽细雨，小船一路摇，尼姑一路哭，桨声哭声，穿进一座接一座石桥洞，朝镇西面慢慢慢慢开过去……这是啥世界？！”不免让人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同样的无助无告，同样的怨愤无奈，却因为交代和描写少，只寥寥数笔，反觉比《羊脂球》多了些什么。那浆声伴随的哭声，把无明笼罩的残忍和尼姑的无奈，勾画得异常清晰。
    《回望》写到了女作家关露。关露1932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1939年，潘汉年让其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不得对“汉奸”身份有所辩解。1943年，至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欲治其“汉奸罪”，组织将其调往解放区，不久即遭“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患精神分裂。1955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两年，1967年又被投入秦城监狱，1982年3月平反，同年10月自杀。这段记述，加之1940年代与关露会面的现场，简无再简，于逸笔草草间可睹某种可怕的真实，让人感叹时代的不仁，造化的弄人。
    简短有时可能需要更多的心力，铺陈也需要能量。尼姑和关露命运的罅隙，《回望》的主体部分，即作者父母自少至老的遭际，铺展了开去。全面抗战爆发，父亲进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自此惊扰不断，并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虽然审讯中表现机警，无变节行为，可随后的岁月里，仍被自己人审讯，最和缓的结论是“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母亲呢，过完自己的青葱岁月，仿佛就一步踏入中年，既在时代的风浪里起伏，又因父亲牵连，生活动荡，担惊受怕，需要极其谨慎地注视着社会的变化。
    母亲家境殷实，嫁妆丰厚，待至上世纪50年代，家庭开支困难，却怎么也不动嫁妆的脑筋。后来，好奇的金宇澄问：“为什么不卖掉那箱嫁妆？”母亲睁大眼睛说：“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会想的事！”紧接着，作者有节制地发了一点议论：“时代过去了，这种激烈表达，已少人能懂，卖出去金银细软，当年必得提供详尽户籍资料和单位证明……这些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非常容易被遗忘。”就像人并非生来是一张白纸，人也永远不可能穿行在无障碍的时空之中。时代的禁忌、空间的悬隔，虽多是人造的森严律令，却也是世间的常态，人要在这残酷与冷峻中辗转腾挪，因此人间原就是崎岖起伏的模样，容不得臆想中那样直线式狼奔豸突。
    作者父亲1947年的一封旧信里，讲过自己当时的情绪状况，抱怨了社会现状，忽然笔锋一转，就提到了沈从文——在他本书中常见的平静语气里，足以称得上疾言厉色：“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量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50年后重见这封信，金父已遗忘了写信的事，惟对“猛烈批评沈从文这一点”，记忆犹新。1997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写信人会因这“记忆犹新”，想起些什么呢，是被批评者此后在艰难时世里的作为吗？是觉察到知人论世的一言难尽吗？是写信时已经缓缓渗透出来的新时代气息吗？是对自己性格和骨气屡经颠沛仍未丧失的一丝满意吗？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清天空？/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听见人们哭泣？/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人已死去？/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答案在随风飘荡。”1967年，15岁的作者问48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那天早晨，父亲穿着带补丁的中山装，戴上袖套，准备出门去打扫厕所。听完作者的问话，他定然看看作者，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2010年，这个当年觉得自己读书少的老人，写了如下笔记：“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就是四五十年，这个在不同时代里翻滚过的老人，又有对自己的经历寡言的习惯，他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者看来，父母那一代“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不胜扼腕’运命的寻常……”那些平常或不平常的人间事，那些普通或不普通人的喜怒哀惧如积藓残碑，在漫漶中绵延出命运线索，草蛇灰线，却也不绝如缕，空白间渗透着说者与听者的情意。有了这辗转代际，甚至是更多人能读出来的情义，即便是身历劫难，欲说还休，仍可以有人世的临风起兴，如书中父亲写的那样：“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