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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如何有说服力地描绘出“社会改造”的具体图式，就变成了考验“后五四”时期知识人表现能力的试金石。实际上，是否具有一种实践的含义，变成了衡量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和改造能力的标准，尽管采取的策略差异很大。如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注重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乡村建设者则具体考量如何在“社区”的局部范围内重建一种政治、文化与社会混合并存的新秩序，从而通过地方改造的途径逐渐渗透进基层而生效；社会主义者则以阶级冲突为社会之基本特征，主张从根本上用暴力手段颠覆和改造现行制度。 可见，“社会”一旦成为“五四”的关键词，就不仅表现为一次性的广场政治事件，也不会仅仅成为被囚禁的个体心灵寻求自由时释放出的焦灼私语，而是一种“行为”选择构成的异动与挑战，这些“行为”的载体分别与不同的人际网络的联系方式和认同基础有关。我们的视野如果不聚焦在这些人群行为的差异上，就难以理解“五四”作为革命象征的真正涵义。 （本文未完，敬请继续关注4月5日《阅读＆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