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学奖项，可以说一直是引领文学书写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名记者的非虚构作品，可以说是对非虚构作品的文学认可和肯定。
    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作家书写现实也表现得暧昧不明。今日的作家对现实的书写普遍乏力。这主要和当下语境相关，也和作家的处理相关。作家既想干涉现实，又不敢纯粹、诚实、正直、坦率、勇敢地书写现实，而是要变形、夸张、影射、暗喻，绕着弯子写现实，这样的遮掩本身已让书写丧失了真诚质朴，而显得怪异、取巧、扭曲，甚至变态，呈现出让人很难接受的文本美学。作家就在这样的书写里丧失了文本对现实的力量。
    据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当下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有三股大的暗流。
    一是对“虚构现实”进行强攻。典型的如阎连科。阎连科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是贴着现实写的，且在切入现实时，也表现得特别激烈。但若深究，或者说身处在真正的现实，尤其是底层的读者，便不难发现，阎连科强攻的现实，大多只是“虚构的现实”而并非当下有血有肉的、淋漓的真实本身。无论是《四书》《丁庄梦》《受活》还是《炸裂志》等，看似都是以极其凌厉的笔锋介入现实，但至于读者，却又被他描绘的现实时常弄得莫名其妙。阎连科貌似是对面对最核心的问题、最要害的部位下手，但这个最核心和最要害却是虚构的，不具有切实的力量。这好比解剖，你面对的是一具想象的尸体，而非真正的尸体。
    这一路写作者往往表现出对脏的、丑陋的过度描写，以为这才能揭示这个时代的真实。当下中国社会空前的荒诞、丰富、复杂，阎连科在表现现实的荒诞上，也自然而然地别具一格。在《炸裂志》中，阎连科夸张地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地方，历经从村到镇、乡、县、市，最终变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无论是炸裂的裂变还是孔家四兄弟以及朱颖的复仇，都充满了荒诞感。其实，夸张现实本身，也就夸大了现实的邪恶和罪，在夸张中也就失去了真实的力量。在你声嘶力竭的叫骂中，你的对手根本不会对号入座。你的对手只会哈哈一笑，认为你骂的根本不是他自己。这也将失去文学批判现实的力量。真正的高手，是写到让你的对手感到羞愧、愤怒，而不是置之不理。陶渊明难道不忧国忧民吗？杜甫难道不为民流下热泪吗？他们在直面这些让他们窒息的现实时，比阎连科激烈多了，可是在书写时，他们却能以最优美的句子去承载他们的忧虑，最终成为千古名句。对脏和丑的过度渲染其实是不对的，这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正视以及民族高贵精神的养成。直面真实需要高贵的精神，文学就是引导一个民族更加高贵和雅致，而不是别的什么邪恶的情绪。
    另一路是虽然以写实的笔调书写现实，较多地反映真实的现实，有疼痛感，且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比如刘震云的写作。刘震云很真实，但却过于琐碎和细小，这也导致了刘震云避开了主要战场，比如《手机》《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就是因为太琐碎而失去了现实批判的真实深度。试想，《红楼梦》如果避开贾政、贾母、贾宝玉、王熙凤等大观园的主要角色，只是去写焦大、薛蟠等次要人物，那么还是《红楼梦》吗？不面对大角色、重要角色，只是写边缘琐细事物，是不会构成重大意义的，也无法触碰到文学最核心的命题。这在本质上和阎连科面对“虚构现实”的强攻是相似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还有一路打着书写现实的旗号，干的是为意识形态做传声筒的活计。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号召人们抗击外敌或肃清内敌，这种功利性、宣传式的写作，在民族危难之时，对唤醒民族的抗争是需要的，但那只是宣传，不是真正的写作。但是提倡者夸大了浅写作的价值，将浅写作夸为文学本身，这同样是不对的。忘记了文学的目的是什么，导致当今文学成就不高，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无“高峰”。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只是历史长河中很短暂的人文现象，在整个文学史中只是几片浪花而已。这一路写作典型的是大量的注水的报告文学，大多都是按政治正确的要求在塑造人物，文学的审美性尽失。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面对文学史写作，必须对文学史负责；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关注当下，真实地书写当下。中国没有出现大作家，是因为作家不是面对文学史写作。真正的写作是深写作，个性化的写作，对生命感恩、对美好未来向往的精雕细刻般的精致写作。我个人觉得，这是全媒体时代对写作提出的全新的要求，或者说，是技术手段倒逼作家必须如此，若还是依靠对现实蜻蜓点水式的低级的现实写作，或者说，还是靠对现实的夸张，用力地描写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吸引读者，那么，迟早要被读者抛弃。全媒体时代，什么稀奇古怪的、闻所未闻的事不是每天在上演着，读者还有必要花费时间、精力去阅读你虚构出来的东西吗？
    全媒体的特征是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直接和现实对话，直接回应现实问题。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的状态在拓宽，文学和全媒体的融合越来越快，过去那种依靠想象去构建、编织一个故事的写作受到了挑战，写作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应该引起我们作家的重视。好的写作和全媒体的特征在指向上是一致的。
    我们回过头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在国内之所以受到热捧，就是它真实地记录了梁庄人在那块土地上的真实的生活，以及走出那块土地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梁庄人的奋斗、挣扎。虽然梁鸿讲述的只是梁庄人，但是，这个梁庄又是具有无限意味的梁庄，梁庄人也是当下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缩影。再比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她将这个时代年轻人普遍的生活困境再现出来了。这个时代的利益固化，使得早年我们宣扬的依靠奋斗来改变自己命运变得滑稽而无奈时，这个小说，就代表了整个时代的一个情绪。
    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过去因为都是面对传统刊物，只要盯住那些大型文学期刊和几个重要出版社的重要作品，就基本上能掌握当前的小说创作走向，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但全媒体时代，整个文学生态改变了，不是文学衰落了，更不是耸人听闻的文学已死了，而是文学在写作和传播上呈现出更为广阔和深邃的空间。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在“80后”这一批年轻作家的写作中，尽管还看不到文学的“大树”，但却形成了一片茂密的文学森林。进一步说，如今“80后”，不是文学有没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看没看到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恰逢其时地让这一批“80后”的写作者们赶上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网络或新兴的传播媒介，如微信等平台，参与了我们当代文学的建构。这些“80后”写作者，在网络上已经得到堪称满足的写作快感，他们再也不像上几代作家那样在乎你什么杂志不杂志，发表不发表，纸媒在他们眼里，重要性已经衰退了。可以说是网络改变了当代文学写作的大气候。网络、微博、微信等全新的传播渠道，正在改变着当下的阅读模式，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作家们的写作。尤其是自“80后”之后的写作者，对新媒体的依赖越来越深，即便他们目前不少仍然还依靠传统媒体，但在传播渠道，主要阅读对象的选择上，都主要集中在新媒体。这几年诗歌创作呈现出高度的繁荣之态，我想和诗歌便于在新媒体上传播是有着巨大关联的。
    所以，在全媒体时代，我们的作家要深刻思考自己的写作。在先锋文学三十年的时候，不少人在谈论先锋文学，我以为，真正的先锋是在一个普遍低迷的状态下，尝试一种全新的写作，而在当下，新媒体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机遇。
    从批评的角度看，在当下这片茂密的文学森林里，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批评家有更开阔的视野和眼光。现在或未来批评家的职责，就该到更广阔的全媒体里去打捞好作品，并大胆地宣扬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观，尽管这更加考验批评家的眼光和智商。但是我们还是会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批评家已不再像上几代批评家那样，只关心主流刊物和出版物，他们已经熟悉或者正在熟悉全媒体这一新型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