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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向来充满争议，如果人人喜欢，没有争议，不在公众场合大发雷霆，不恶语伤人，那就不是奈保尔了。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香更多人说臭，有人称赞更多人谩骂，说他满纸散布仇恨和恶毒。生活真是充满悖论，常常事与愿违，奈保尔一直“宣称”他希望别人把他视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因为他相信自己是真命天成，文宿星下凡，天生就是一个作家，这是他父辈传下来的使命。但是，因为他“与人斗，其乐无穷”，人们对他这个“个人”的兴趣，总是远远超过对于他的作品的兴趣。 也许，正是因为奈保尔相信作为一个“作家”，完全可以被人客观地研究，他相信，“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就无所谓，因为我是为这个叫文学的东西服务的。”才让这部正传成为可能。《如此人世间》，取自于奈保尔伟大的杰作《大河湾》开场白。如此人世间！也正该是奈保尔前六十五年生涯的感叹。 奈保尔为何会选弗兰切为他写传，这一直是个谜。在英国文坛上，弗兰切并不是传记大腕，也不是文学高手。他曾在1994年写过英军进驻西藏时的司令官荣赫鹏的传记，以后还出版过两本关于印度和西藏历史的著作。奈保尔获奖后不久，经纪人就找到了他，弗兰切一度很犹豫，因为他觉得这个庞大的项目可能充满着暗礁。最后，他向奈保尔摆出了他的条件:第一，奈保尔必须允许他访问存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Tulsa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库并让他自由引用其任何内容。这个档案里面包括奈保尔的书信、日志，以及他第一任妻子帕特里莎（1996年去世）二十多年的日记，这些日记连奈保尔自己都从未读过；第二，奈保尔必须花时间接受他的采访；第三，弗兰切计划将传记结束于1996年，奈保尔六十五岁时，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不久。 弗兰切的条件开出后，奈保尔那边一下子没有声音。沉默了几个月后，反馈回来了，一切条件统统接受，弗兰切在前言中写道，奈保尔的回信“仿佛极不情愿，字仿佛是一个抽筋的手急速写出来的，用的是淡紫色的墨水”。以后的五年中，奈保尔一丝不苟地遵守着他的诺言，对弗兰切既没有干预，也没有指点；他接受了无数次采访，他给了弗兰切完全的自由。在出版之前，奈保尔也有机会阅读整书的全文，但他是否真将传记手稿从头读到尾没人知道，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他没有要求传记作者修改一字。 奈保尔的这一做法，是他追求事实，崇拜事实的极端体现。六十岁时，奈保尔发现他储藏在仓库里文件中的一部分被管理员意外地销毁了，他非常愤怒，说:“我是事实的崇拜者，我总是相信，事实是美好的，而被修饰过的事实则是可憎的。所以我从来不销毁任何东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完整的事实的记录。阅读其他人的自传，总让我很不自在，因为我总是觉得那是修饰过的。所以，那些在仓库里被销毁的文件，其中有很多让人难堪的事，却是事实的一部分。”弗兰切在前言中也引用奈保尔1994年在Tulsa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的言语:“人们对作家的生活问东问西，这很合乎情理，真相不应该被掩盖。事实上，对一个作家一生的真实叙述，从文化和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可能会比这个作家的著作更具有文学性，也更具有启发性。” 从理性上来说，奈保尔不想隐藏事实；但从感情上来说，他又很本能地要提防一手。在采访过程中，谈到很私人的话题时，他的回答或是宣言般过于自信，或是情感脆弱的一种自卫。但是，弗兰切还是要说，在他采访的所有人物中，奈保尔是最直截了当的。因为他相信一部遮遮掩掩的传记压根就没有必要出版，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允许这样一部自传出版，这是一种既自恋又自谦的行为”。 奈保尔的许多争议早已为人所知，例如，他对祖国毫无感情，将自己出生在特立尼达视为是一个错误；祖籍印度没有让他有归属感；第二故乡英国也不能算是家，牛津毕业后，在1952年的家信中，他说:“如果我以后要永远在特立尼达生活，那我宁愿死掉。那个地方太小了，所有的价值观都是错的，那里的人也极小气。而且，在那里我几乎不能做什么……”当然，他也不喜欢英国，“不要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国家里，这里充满了偏见……”他曾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而且我很喜欢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 他傲慢，嚣张，他可以翻脸不认人，他自称没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他告诉弗兰切:“在学校里我就只有崇拜者，没有朋友。”成年特别是成名之后，他更是有意回避朋友，因为他觉得那会让他太平凡。“最重要的是不要信任别人，友谊可能会反咬你一口，而且，你不应该把自己强加给别人，你的信任是一种负担。真是一种负担。朋友对我来说一向不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