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之约》，朱东著，红旗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定价68.00元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讲究文学的质地的，这在很多的文论中都能见到这样的论述，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曾谈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因此对于质地的要求是中国文学的要求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来看贺州作家朱东先生的《沧海之约》这部小说，它文学的质地同样秉承了这一传统，也是坚实的。应该说，《沧海之约》是一部荡气回肠，令人热血澎湃的长篇小说，作品集谍战与情爱、家与国于一体，将自己的笔触紧紧贴着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南海争端，并以此作为小说的现实背景和写作内容，将其做了艺术化的呈现，是一部较为优秀的长篇小说。
    首先，这部小说的语言是坚实有力的，其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作品中的景色描写。当下的作家太关注故事的编织了，忽视了小说中景物对于小说表达的作用。景物描写恰恰是小说传统中的优秀因素之一，比如茅盾的《子夜》的开头的景物描写，比如古代诗词中的对于景色抒写的偏重，都给当下的写作提供着很好的范例。《沧海之约》中的景色描写也是很突出的，比如对于南海景色的描绘，短短几笔，就使得读者如临其境，清晰可见，触手可及，体现了作者对于这一传统的重视，从而加重了本部小说的文学色彩，也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时代特征，人物活动的场域等，都展示出来了，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
    第二，作品的坚实体现在作家对于家国传统的继承和书写上。自古以来，在中国，“家”与“国”之间有一种同构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传承至今的文化重要特征。这点早在《诗经》中就有很多的体现了，比如《国风·秦风·无衣》中所写到的：“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后来也有很多作品或者直接呈现或者蕴含这一因素，比如杜甫的《兵车行》中所写到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也是如此；五四之后的众多作家将民族救亡作为自己作品首要的诉求，也是这样优秀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再度结合。当然，有时候，两者却非一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于是如何在家庭和国家中进行抉择，首先成为了作者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朱东先生也是如此，他选取了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最具热度和前言意义的一个题材来写，体现了作者对于当下国际焦点问题的敏感，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战略的关切，这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是少见的，而且贴得如此切近，这样的眼光和写作魄力也是难得的，是对中国文化中家国情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此部作品的坚实还体现在对于人性、世道人心的表达方面。众所周知，文学创作必然受到作家个人生活经历、个性特征、思维形式、审美理想的影响。随着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西学东渐，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个体主体意识高涨，人的本性之中的矛盾的过程展示，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自觉，为人性的丰富、发展展现了多种可能性，主体意识的多元性，使文体不仅最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且包含了作家潜在的美学的、情感的、个性的审美心理结构。在那个时期，很多作家触及的主题之一就是在家和出走的问题。这点在《沧海之约》中也是同样有所体现的，在陈江峰、林珊、李云波、阮月娥、苏淑娜、梁友生、叶婷等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就是作者朱东先生对于这种个体主体性的思考。作者从主体生存体验角度出发，以自己个体的知识建构为依托，对于这些人物加以个性化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
    因此，整体而言，朱东先生的《沧海之约》是一部充满作者生命激情的长篇小说，作者不但将个体生命的激情，生存的焦虑，欲望的灵性，鲜活的生命存在做了自己的诠释，同时也将自己在对生活和社会深入的思考灌注到自己笔下的人物之中，把自己的理解和梦想投注到字里行间，表达出一种对于现实的关照，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弘扬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具有的人文精神和生存价值取向，体现出了朱东先生在写作中对于文学质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