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这一体裁，历经时光的淘洗，如今的模样已与二百年前大不相同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风景消失了。如果我们要寻访十九世纪的伦敦、英国乡村，小说家狄更斯、奥斯汀是最好的向导，一条河流，一处草坪，一幢乡村庄园……在他们的小说里显露自身。巴黎呢，去看看巴尔扎克吧，巴黎就在那儿，就像巴尔扎克自己说的那样，“作者一面要描写人物，一面要描写这个国家，给外国人讲述法国最美丽的景致和主要的城市，确定十九世纪新旧建筑物的情况，解释在五十年间给予了家具、住宅一个特殊面貌的三种不同的制度。由于作者的苦心，人们在1850年或许知道第一帝国时代巴黎是怎么样的。考古学家可以从他知道圣约韩关卡的位置和现在完全毁坏了的附近市区的情况。在他的风俗史里面有从前在巴黎存在过的房子的考古学的描写。”小说将历史深处的风景保存完好，栩栩如生。可是，现在呢，我们与风景久违了。被囚禁在钢筋混凝土里的我们，只与雾霾相伴，就连蓝天都不大见了，更何况那风，那云，那树，那花儿。就是在小说世界里，风景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信奉卡佛、耶茨、麦克尤恩的年轻小说家们宁可让自己的小说人物孤零零地活在他们的小说世界里，对于他们而言，唯一有意义的，只有他们的内心，荒芜而狂野的内心，风景，不过是古老的十九世纪的冗余物罢了。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或许是因为图像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观察世界的主要方式。这个世界仿佛对图像有着不知餍足的胃口，甚至建立了这样的信念：倘若没有图像，连现实世界仿佛都不存在。技术的变化，带来了关于现实的观念的变化。因了这些不言自明的价值认知，小说家们逐渐在小说中放逐了风景，他们也没有了巴尔扎克式的雄心：在小说中完全复活一个时代的风景，或者是将当下的风景保存下来，供未来的人们观瞻——他们有图片和影像就够了。当然，风景的消失，跟人们的耐心被败坏也不无关系。人们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闲心与闲情，去欣赏小说中的风景。如此种种，决定了“我们的时代”的小说，是一个“看不见风景”的时代。
    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与芳村的风景不期而遇。芳村，是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的村庄，也是最重要的主人公。付秀莹用温柔细致的笔墨一一抚摸过那些风景。比如月光。“月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正好落在床头。窗前的牵牛花已经开了，仰着脸儿，张着一个一个的小嘴巴。花影子借了月光，枝枝叶叶映在窗子上。没有开灯，只有月光银子似的，铺了满屋子。”比如雾。“好像是起雾了。这个季节，地气都渐渐蒸腾上来了。湿气又大，到了夜晚，便雾蒙蒙一片。街上的路灯已经亮起来了。仿佛是一点一点的萤火虫，一高一下的。草木们都还懵懂着，有点蠢蠢欲动的意思，又还不大确定。田野里的麦子们却忍不住，郁郁青青的，散发出热烘烘的躁动的气息。”比如雨。“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雨点子落在树木上，飒飒飒飒，飒飒飒飒，听起来是一阵子急雨。窗玻璃上亮闪闪的，缀满了一颗一颗的雨珠子，滴溜溜乱滚着，一颗赶着一颗，一颗又赶着另一颗，转眼间就淌成了一片。”风景散落在《陌上》的字里行间，仿佛是芳村敞开了自己，邀请你进入它的世界。可不是么，没有什么比风景更吸引人的了。而芳村的风景，怎么说呢，它不是壮美的，不是让人目瞪口呆目不暇接的，它有点邻家少女的意思，温柔，可人，是家常的美，让我们不禁依凭想象，在脑海里绘制出一幅田园山水图了。
    田园？等等。我大概有点明白为什么芳村的风景会令我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了，尽管我并没有太多乡村生活经验，可依然觉得我去过那儿，或者说，芳村就是我的故乡。付秀莹所描绘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事物，槐花、秋菊、白杨、菜畦……而这些普通的事物，不仅在我们的经验领域存在着，也天长日久地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生长着。想想那些田园诗吧——“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王维《渭川田家》）你会恍然，芳村的风景不是一时一地的，它深藏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是我们想象中故乡该有的样子，因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和抽象性。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芳村的风景是静止不动的。我们或许听到了一两声鸟叫，看到了鸡和鸭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样子，感受到了拂面而来的风让庄稼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的样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的动，不过是为了衬托更深处的静，让静悄悄的村庄深深烙进你心里。这就是了。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村庄，千百年来的村庄，本来就是静谧的，像一幅静止的水墨画，就应该与什么浮世安稳，岁月静好一类的词并肩站在一起，要不，怎么能成为万丈红尘中的我们那一点隐秘的向往，成为我们遥想的归处。
    一幅静止的水墨画，是没有人的，或者说，即使有人，那人也像树、像花、像草一样，是平面的，不过是风景的组成部分。可是，作为一个自然村落，芳村里到处都是人呢，他们怀揣着自己的心事，挤挤攘攘、热火朝天地生活着。为什么风景里的芳村仍然是静的？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芳村人的生活，与这风景并不发生关系。对他们来说，生活实在太紧迫了，根本无暇去欣赏风景。他们熟视无睹，目不斜视地径直奔向自己要去的地方，风景对他们来说，当不得吃也当不得喝，他们在风景中生活，风景对他们来说却什么都不是。有的时候，乍一看，风景似乎出自某个人（这个人通常是女人）的眼睛，往往是她在想着心事，或者为什么所苦恼的时候，风景涌了上来。可是，仔细一琢磨，这风景并不因为从某个人的眸子里透出来就具有了人的属性。换句话说，无论是谁，他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一样的，并未带上人的感情，不会因为人的欢乐而欢乐，也不因为人的悲伤而悲伤。多么无情的风景！
    从这个意义上说，芳村的风景，美则美矣，对于芳村人来说却是无意义的。这不禁让人疑惑：以土地为生的人，理应对时令、自然和土地充满了感情，为什么生活在风景中的芳村人却看不到风景呢？是因为日常生活过于艰辛以至于他们无暇他顾？还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渐渐失去了与土地最深层的联系？念及此，我突然意识到，这部以乡村生活为内容的小说竟然没有农事的描写。自然，庄稼地里是有麦子的，但这麦子简直像是自己长出来的，没有人在麦地里劳作，没有滚烫的汗水滴入土地，所以，就连收获，也显得有些轻浮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芳村人的日子就过得轻松了。《陌上》写到劳作，倒是有一回。那是在村北的皮革厂里。闷热的空间，单调的电扇，皮革和电扇混合的味道，响成一片的缝纫机的声音，以及，快要睡着的木然的女人们。这场景自然谈不上美，与风景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却不免让人慨然：什么时候，那些生长在土地里的人们，开始奋力把自己从泥土里拔出来，扔到厂房，开始了半工半农的生涯。这一转变在小说里不过是不起眼的一个小黑点，可是，在我眼里，小黑点越来越大，甚至成为进入芳村的起点。
    芳村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故事。付秀莹从日常生活的种种习焉不察的细节中敏锐地发现了“变化”本身：（1）身份的转移。芳村里的人们不再是单一身份的农民，他们闲时务工，忙时务农，在工人和农民两种身份之间灵巧的腾挪着。皮革厂，成了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他们与土地、自然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进一步，他们已经被卷入现代世界的生产链条之中。（2）金钱关系决定了人的关系。一个人占据金钱的多寡，决定了他在人际关系链条中的级别。比如，芳村里的大全，作为皮革厂的老板，显然享有村庄里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女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甚至用身体贿赂他，以期从他这里获得更加有利的利益分配。经济权力是和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政治权力还要仰仗经济权力的支持。譬如，作为村支书的建信，在选举上，还得唯大全马首是瞻。再比如，翠台和素台两姐妹，论能力，翠台明显强于素台，素台呢，病秧子似的，可偏偏嫁了个能挣钱的老公，开了个皮具厂。于是，翠台和素台的关系立刻颠倒了过来。为了借钱，翠台得小心翼翼地讨好着自己这个妹妹，“尽把好听的话说给妹妹听”。（3）每个人都生活在欲望的焦虑之中。《芳村》里，最典型的情节，是“哭”。这是一个泪眼婆娑的乡村。每个女人都有着满腹心事，都随时忍不住要哭一场。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个用眼泪书写的小说。那么，为什么会哭？说起来各有各的具体缘由，但根子上，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着，生活在焦虑与苦恼之中。没有什么平静的乡村生活，眼泪，不过是焦虑的外化形式。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的“现代”世界，或者说，整个乡村，都在朝向“现代”的大路上狂奔不止。在了解了关于芳村的一切之后，当我们再回头打量那绵延不断的风景时，一切都不同了。风景，不再仅仅是背景设置，也不仅仅是长篇小说的插话，相反，它具有了更为核心的功能。风景是“古典”的，也是“文人化”的。想想看吧，千百年来在中国文人心中想象的，作为他们精神归属的乡村依然炊烟袅袅，仿佛时间从来没有侵袭过一样，可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却被时间拖着拽着，狂奔突进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想象世界是有传统、有来路、有依据的，是恒久不变的，生活世界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两者简直像是处于同一时空的平行世界，互不打扰，各自有其运行逻辑。
    该怎么面对古典与现代这一对令人矛盾的关系呢？付秀莹大概也是困惑的。她只能用笔给自己，也为读者召唤来古典世界，用风景换来片刻的宁静，以抵御这个巨大的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说，《陌上》的书写，也是一种抵御，抵御那必然会来到我们生活中间，然后把我们带向未来的一切。这一切势不可挡，但是抵御本身同样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