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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产阶级的发展 但在本书作者看来，在苏东剧变所产生的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资本对于提升社会地位与等级来说至关重要，是权力、声望与特权的主要来源。与汉基什和斯坦尼茨基斯的观点不同，三位作者认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在转型过程中并非都能有效地把自己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资本类型———很好的文化资本，前共产主义的特权才能转化为后共产主义的特权，从前的政治资本才能转换成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以便广泛利用新的市场机会获取私人财富。 相反，我们通常视为“穷得只剩下钱”的那些仅仅拥有经济资本的人只能处于社会等级的中间地位，而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显赫却拥有较少文化资本的前执政党精英成员也会发现以前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反而大为不利。在此，本书作者用大量证据说明，许多前执政党精英事实上在向下流动，而且党员身份这一曾经的正面政治资本如今对于继续保留精英身份有负面影响。 文化资本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之所以能具有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与此前中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身为“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悄然发展有关。作者指出，在苏东剧变前，持不同政见者与共产党统治集团的专家治国论者已经悄然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并建造资本主义，他们的目标是抛弃共产主义秩序，并试图建立“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技术官僚的联盟。 如果我们回溯本书作者之一的伊万·塞勒尼二十余年来的学术思想轨迹，不难发现其中暗合着对统治阶层或曰精英阶层的强调与重视。1979年，塞勒尼在与吉奥尔吉·康拉德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中便提出，在高度中央化和集中化的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系统、再分配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下，知识被赋予的权力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可以贯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技术官僚一道合法共享决策权和分配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11年后，塞勒尼在新出版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农村资产阶级化》一书中则对前述设想进行修改，承认官僚阶层通过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这一“第三条道路”，为小资产者提供发展空间并借以维持自己的垄断统治地位。而在1998年出版的本书中，塞勒尼事实上已经通过对自己的理论修正，呼应了“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的破产:此时的社会主义小资产者在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并未取胜，掌握政权的实际上是联合起来、自上而下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体制内的技术官僚与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 有趣的是，作者在本书中还对后共产主义下的阶级形成这一“高度竞争的过程”进行了预测，认为未来新的有产阶级将包括以前的共产主义技术官僚和管理者、外国投资者及其买办知识分子代理人、从小本生意起家但希望能发展壮大的新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 由各种资本主义组成的世界 作者在最后一章总结道，资本主义应该作为一个各种可能目标的变体去理解。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现实并不像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理想化的、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相反，它是一个由各种资本主义组成的世界”。现存的资本主义并非像古典社会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是“所有这些条件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得以满足的奇迹”，而是由最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所拼贴混杂而成的马赛克。 恩格斯在1893年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时曾感叹:“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如今，连“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也变得日益模糊起来。 世事如棋局局异，城头变幻大王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精英”一词可谓内涵复杂、意味深长。在三位作者看来，古典资本主义由拥有物质财富的经济资产阶级打造而成，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则主要由心向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知识分子与上层精英促成。但在黎民百姓眼中，占据社会神秘顶端与金字塔尖的，却永远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左右逢源，他们八面玲珑，他们是不倒翁，他们是变脸王。精英治国本无可厚非，危险的却是把划分精英的相对性硬改作绝对性，把阶层的流动性偷换为静止性。当精英的面目愈发纠缠不清，当过往的梗概愈发语焉不详，人们的叹息或许只能此起彼伏、如缕不绝。 ■旁论 中国也许具有独特的色彩 在中文版序言中，伊万·塞勒尼承认，本书三位作者在十年前曾认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出现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和农业部门，伴随着集体制的解体和家庭企业的重建。市场改革尚未深远影响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尚未兴起，大型跨国公司尚未深度介入“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国家再分配、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杂糅，承袭制与理性治理混合。 与之相反，在欧洲的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建设是“自上而下”的。它们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均起步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却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