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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见《胡绩伟自述》）。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于书”中考证了“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其实，会议的主题和成果，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如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这当然是邓、叶，也包括华在内的中央常委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随后，邓在常委会上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华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有了华在闭幕式讲话中的这段话:“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党中央了，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多宣传老同志。” 后来，中央还专门发了不要突出宣传个人的文件。反对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思想，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