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十首新诗
    一
    诗人鲁迅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是他的二十几首散文诗，后来集印为一册《野草》；其次是他的一批旧体诗，其中的名句如“我以我血荐轩辕”、“城头变幻大王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脍炙人口，传播尤广；他早先也曾写过几首新诗，知名度不高，现在读者也很少，简直几乎要被忘却了。
    其五四时代的新诗篇目如下：
    《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爱之神》（同上）
    《桃花》（同上）
    《他们的花园》（《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人与时》（同上）
    《他》（《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
    一共六首，都在《新青年》上，皆署名唐俟，是分三回发表的：第一回三首，第二回二首，第三回就《他》这一首。按这样的形势画一个统计图，直线下降，趋向于零。果然，鲁迅后来便不再写新诗；而于1919年8、9月间在《国民公报》发表了七段散文诗，总题为《自言自语》，看样子还要再写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戛然而止了，几年以后才重新开始。鲁迅有时会潜伏一段时间，酝酿进行新的工作（参见顾农《鲁迅的十年潜伏》，《上海滩》2013年第4期）。这种潜伏也可能细化到某一更小的领域。
    颇堪注意的是，鲁迅停止新诗写作之日，也正是他开始动手来创作散文诗之时。这样一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转换，似乎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新诗这种文学样式不适合他自己，甚至也可以推测，他认为新诗不适合中国。
    后来到三十年代，杨霁云首先把鲁迅的新诗搜集起来，编入《集外集》（五首，缺最后一首）；为此鲁迅在该集的序言中回顾自己当年的情形道：……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到鲁迅晚年，他在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据说曾说过这样几句很极端的话：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这份谈话记录未经鲁迅本人审阅，而且有迹象表明，其中渗透了斯诺本人的某些见解；但斯诺也不大可能完全无中生有——鲁迅在闲谈时用极而言之的调子批评中国新诗，是完全可能的。
    在1925年发表的《诗歌之敌》（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文中鲁迅为年轻人的爱情诗辩护，意在抨击坚守旧道德的保守派，但他又写道：“说文学革命之后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可见他对新诗的现状及其前途很不乐观。
    鲁迅的新诗大抵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威的，他完全摆脱了旧体诗的腔调，用非常散文化的文句，表达对新思想新生活的追求。
    第一首《梦》，说中国人有许多梦想，往往后梦赶走前梦，诗人呼唤“你来你来！明白的梦”。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
    《他们的花园》一首则大谈应当大力向外国学习及其困难：从“他们的花园”摘来一朵白得像雪的百合花，却很快就有苍蝇来拉些矢在上面，令人气得无话可说，可是——说不出话，想起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还是要学外国，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诗歌这样写，很近于比兴体的杂文，乃是时代精神的号筒，路径与小说《狂人日记》殊途同归。
    这一批新诗中水平最高的大约是最后一首《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
    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
    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二
    秋风起了，
    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
    窗幕开了，——一望全是粉墙，
    白吹下许多枯叶。
    三
    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
    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寻他，——阿！回来还是我家。
    这诗的写法很像是魏晋之际大诗人阮籍的《咏怀》。“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忽忽朝日，行行将何之？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咏怀》其八十）鲁迅诗里的“他”，无非就是阮籍笔下的“佳人”，代表一种难以追寻的理想。鲁迅甚至说，追着追着，竟发现她已经死去，埋在山上（古代的墓上多种松柏）。这就比阮籍更要痛苦了。五四群众运动高潮到来之前，鲁迅有一种深沉的悲观，这一点他在《呐喊·自序》里也曾明确地说起过。
    思想过于超前，形式也大为超前，这样的新诗就写不下去了。
    鲁迅虽然不再写新诗，但仍然很热心帮胡适选他本人的诗作，又替周作人修改《小河》；鲁迅的诗人气质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他已经决心“洗手不作”，而一心运用那些更适合于他的文学样式，继续呐喊奋斗。
    二
    鲁迅写过旧体诗，有绝句和律诗；也写过新诗，“五四”前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六首，后来到三十年代初叶又有歌谣体的新诗四首——可是这四首一向被视为他的旧体诗，还有进而论定为“古风”的。否认歌谣体诗是新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错误，其意若曰：只有无节调不押韵的才是新诗——这个观念相当顽固而且可怕。
    这四首歌谣体新诗是1931年底发表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童谣》以及1932年初的《“言辞争执”歌》，因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只能刊登于当年的地下报刊。《好东西歌》唱道：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风烟。
    北人逃难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
    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讽刺国民党党国要人的内讧和勾结，令人想起眼前的事实，“牙齿痛”、“上温泉”二句尤有比较明确的所指。这样骂上门去的歌谣是无从公开发表的。
    这几首诗，内容具有尖锐的政治针对性，艺术上则充满了改进新诗写法的探索性。“五四”前后兴起的中国新诗数量不少，脱离群众，读者无多，影响远远不如白话文的小说和散文。大家比较熟悉而且能够记住的，还是旧体诗特别是唐诗。
    新文学在诗歌领域里的革命迄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向认为，新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1935年9月20日致蔡斐君）曾经有若干诗人在形式上作过种种努力，很成功的不算多。读者太少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鲁迅特别强调新诗应该能唱。1934年11月11日他在答复窦隐夫的信中写道：“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的改革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作出努力。鲁迅继续写道：“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可以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实在不会做”是鲁迅的谦辞，他分明做过有节调而且押韵的新诗，《好东西歌》等四首就是例证；只可惜他不过偶一为之，没有作出持续的努力。
    即使是伟人也只能做属于他的那一份事业，可以只手包打天下的只有神仙。
    本文选自《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