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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吕正操担心他顶不住，专门派女儿去传话，支持他坚决不做检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终顶到底。 王震同志坚决抵制“批邓”。他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等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要求上报中央。吴庆彤主任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同志。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 “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 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 “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甚至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组织部长的发言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党史文献和党史研究部门似有意忽略了。 其实，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胡都已做了相应的平反准备工作，在陈云同志提出来不久就宣布平反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