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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春节，我坐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办公室的电脑前，回忆起四年前回国过年的情景。那是出国后头一次回去过春节，也是最后一次陪父亲过年。伤感之下，小时候的往事历历在目。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那个年代，那些事，那些人，一瞬间从记忆的深处涌现出来，于是从这些深藏的记忆开始写起。30年弹指一挥间，写东西的念头一直深藏在心底某个地方，能够出书算是实现少年的梦想吧。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很舒适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多亏妻子和儿子的支持和理解。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梦想，能够实现自己的某一个梦想，是人生的一种满足和幸福。因此我写作没有太多的奢望，就希望写出的东西有时间性，比如将来老了，重新拿起来，能够觉得看得过去。我想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几年写的东西起码可以自己用来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 信息时报:你是2004年才开始写作，但是你的文笔流畅，构架很结实，信息量也非常庞大，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哲:关于文笔，我觉得勤能补拙吧，写得多了，自然就流畅了。我觉得我的文笔也就一般吧，比我写得好的如过江之鲫，只不过因为在我感兴趣的领域高人不多，有些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的意思。信息量靠的是积累，从小就爱看杂书，上大学和工作后也一样不务正业。 信息时报:你已经把世界传染病史以通俗的方式部分呈现给读者，包括大量图片和数字信息，你从何种渠道取得这些资源？积累过程是怎样？ 王哲:这本书是个合集，只有艾滋病部分是专门写的，其他都是这几年陆续写的。图片是后来收集的，文字是陆续收集的，来源比较杂，主要是从英文资料中来。我对人物传记比较感兴趣，从汤飞凡先生的传记开始写。这本书虽然是传染病历史，但人物是主要的，着重描写了了伍连德、琴纳、耶尔森、赫尔汀这些对人类有非凡贡献的科学人物。传染病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也是英雄史诗，和传染病斗争的英雄更值得怀念和尊敬，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宗旨。 书中的不少内容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发现鼠疫的公案，在写伍连德先生传记时，是采用了国内的说法，即耶尔森和北里柴三郎共同发现的。这次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查阅了很多文献，终于搞清了这场官司的原委，纠正了流传已久的错误。艾滋病的部分早在从事艾滋病研究时就给报纸写过一些东西，这次系统地写一下，从亲历者的角度，把艾滋病流传和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的早期历史总结出来，算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去年回国的时候拜访我大学时的老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老师，他鼓励我多写一些医学史方面的文章。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觉得瘟疫对历史之深远影响，今后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方面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研究地非常之局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