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文学思潮史不仅能够深化我们的文学史认知，更能建构起我们对于相关思想史的传承谱系。江宁康的《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就是这样的一部专著。这部专著从文学经典传承的角度论述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沿革，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体化进程”做出了新颖的阐释，论证了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理想与今日全球化进程的内在思想联系。由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本人也是启蒙文学的经典大家，因此这部专著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结合部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突破点。作者以宽阔的视野追寻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直到瑞典等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传播路径，重读了相关国家启蒙时期的文学经典文本，悉心分析和论述了启蒙思潮在现代社会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和复杂特性。
    作者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启蒙运动的论述，将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文学史上溯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后期，把十五世纪以来意大利和英国等地出现的市民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发现作为西方启蒙思潮的最早启动力量，即恩格斯所说的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而把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高潮视为第二种形式。这一长时段的启蒙运动史的流变考察不仅告诉人们西方启蒙运动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而且提示人们启蒙理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在探究启蒙运动缘起的论述中体现了动态的共时性/历时性双重视野，勾勒了西方近代文学史发展的一种思想继承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建立了以人性为中心的人类自我意识，启蒙主义思潮则进一步促成了以理性为核心的人类自我批判意识，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文化的思想渊源。作者深入分析了不同国家知识分子群体对理性、宽容、科学、批判的现代思想和人格特征的追寻，明确指出了启蒙时期文学共同体的思想凝聚作用，在诸如人文关怀主题、世俗生活题材、个人意志表现以及民族风格借鉴等等方面构成了具有共性的启蒙文学经典特征。作者重点分析那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代表作品，强调了启蒙文学对于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诸国现代民族主体认同的形成期，西方诸民族国家必须建立起本民族的领土主权和文化主权，为本民族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复兴和繁荣奠定坚实的法理和文化基础。所以说，启蒙文学经典的形成就是民族文化主体的建构，因为启蒙文学经典为民族语言的形成和优化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得各国文化能够摆脱拉丁文霸权的控制，使之逐渐成为现代民族主体人群求知、思考和交流的规范工具。
    这本专著对于许多西方启蒙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再阐释，这包括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剧作《一仆二主》，英国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法国孟德斯鸠的小说《波斯人信札》，德国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俄国拉吉舍夫的诗歌《自由颂》，西班牙莫拉廷的剧本《姑娘的默认》和瑞典作家达林的叙事诗歌《瑞典的自由》等等代表性启蒙文学经典作品。作者在书中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性格阐释，从中梳理和总结出西方启蒙文学的两种代表性创作风格：伏尔泰式的智者文学和卢梭式的激情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启蒙思想观念的深入解读，就洛克、霍布斯、卢梭、伏尔泰、康德、赫尔德、维柯和潘恩等人的政治文化思想进行了谱系建构，从中区别出启蒙运动的几种社会思想变革模式，即保守的“英国模式”，激进的“法国模式”和惰性的“俄国模式”等几种类型。这些类型学的认知和解析对于我们今天反思西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我国学术界迄今还缺少深入的启蒙文学思潮研究的断代史专著。从这一角度来看，江宁康的《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可说是一部开拓创新的力作。
    由方法论看，这部专著从文学经典来深入研究西方文化思想史的现代开篇——启蒙运动，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在国内学界具有新颖的启示意义。这类研究注重将文学经典的确认与民族语言传播及其话语体系形成紧密联系起来。作者认为，既然启蒙即全体大众启智，既然启蒙理性注重对新思想的发现和传播，既然启蒙理性不承认传教士人格，那么启蒙运动的重要经验就是进步思想必须以大众话语来进行传播才能动员起广大民众，不能让一些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以雕饰晦涩的词语来自命清高。事实上，西方启蒙文学恰恰借力十七至十八世纪兴盛起来的印刷资本主义及文化市场而传播开来，大众的语言和便宜的价格成为广大市民阶级喜爱启蒙出版物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学经典中的大众俗语经过作家和启蒙知识分子的再创造，以民族文化基因密码的样态渗透到大众集体记忆中去，促成了从教会到民间、从宫廷到城市的民族语言规范化转变。各国的俗语文学扮演了民族心灵家园的建构角色，它们传诵本土的故事和情感，塑造大众的现代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在潜移默化中组建一个民族共同体，确认一种文化秩序，形成了现代主体意识。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没有启蒙思想论著和文学创作的大众化、世俗化和民族化写作，就没有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更不会有启蒙运动的伟大胜利。同时，启蒙运动中文学经典传播和确认的过程带来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体制化。文化转型期的文化产品的公共商品性质和社会教化性质共同指向了启蒙革新，启蒙思想家和大众之间的积极呼应关系强化了启蒙思想的流通性和传播力。上述两点也是这部专著别具史学价值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要说的是，文学史也是心灵史，文学经典就是人类心灵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外文学史上，作为日常生命感受的文学写作往往因有历史事件的旁证而更具力量，但文学同时又赋予了历史进程以永生的活力。文学参与历史记忆的塑造，保留了历史的潜流，也当保留了历史这一巨大幕布背后的生命常道，那是洪流浩荡之后的沉稳沉积，是指向人类心灵历史洪流的艺术明证。可以说，文学永远是鲜活的人的历史，有肢体细节，有体温变化，更有激情荡漾，因此文学史也应是丰润饱满的，而西方启蒙文学史也因为介入了历史的大变革而跌宕起伏。从文本结构上看，这部专著对文史平衡论述别有会心，特别是作者尽力避免文学史仅仅是折子戏串演的样式，对各个国别文学经典及思想传承都评述精当，简洁有力，发人深省。
    该书作者江宁康在评述启蒙时代文学经典传承的同时，强调了文学家及其作品承载启蒙主义思想观念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启蒙时期西方诸国的社会变革进程是不平衡的，在同一历史时期，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等国没有实现启蒙运动的现代理想，启蒙思想和科学技术无法变成社会变革实践的推动力量，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的。从法国大革命至今二百多年的西方历史并没有见证启蒙理想的完全实现，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是值得人们细读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