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役旧址 石仲泉与毛泽东同志在俄界住过的房主的后代握手 【今日书评】 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党史学家石仲泉推出自己重走长征路的结晶《长征行》增订本。全书将鲜活的历史画卷、深刻的理论思辨、通俗的语言表达有机统一，展现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探析红军长征的历史疑团，宣扬红军长征的崇高精神。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长期研究党史的石仲泉深感正规党史读物太概念化，很多人不爱看。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本来是由一位位性格鲜明的人物创造的，本来是由一个个感天震地的故事构成的。作为反映党史发展的文字著述，也应该是生动鲜活的，应该富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丰盈优美的历史画面。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能只待在书斋里，而应当回到历史现场去考察和体验。石仲泉萌生了“走走党史”的理念。他首先选择的是重走长征路。因为在他看来，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伟大壮举。2003年元月，年满65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石仲泉，匆匆踏上了重走长征的征程。 2003到2005年，石仲泉基本走完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并于2006年出版了《长征行》。该书出版后获得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等奖项，成为长征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2006到2016十年间，他补走了原来遗漏的一些历史现场，增补了若干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由第一版的34万字增订到约65万字，并于近日推出《长征行》的增订本。 二 石仲泉通过现场考察获得了各种形态的新史料，他将这些新史料与传统史料相互配合，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澄清了若干错误史实，矫正了某些传统观点，推进了长征史研究。比如： 关于长征总里程的新论。长期以来，长征的里程经常被说成二万五千里，还出现了一些包含“二万五”元素的歌谣等。作者经过现场考察指出，长征是“3+1”的长征，也就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二万五千里”仅仅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里程。如果算上其他几个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四部分红军长征的总里程应该是六万五千里。 关于长征的序曲和尾声。学术界一般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作为长征的起点，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视为长征的结束。石仲泉认为，1934年7月红七军团北上与红十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8月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横石出发西征，两者分别肩负为长征遣敌和探路的任务，在本质上与长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视为长征的序曲。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长征结束的标志，但长征结束的标志和长征的完全结束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会师以后，红军渡河部队组建的西路军承担的战略任务与长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视为长征的尾声。 关于湘江之战损失的人数。红军出发前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剩余3万多人，以前的史书就由此推算，湘江之战红军牺牲了5万多人。作者经过综合考辨，指出红军从瑞金出发后，突破前三次封锁线已经减员不少，走到湘江的时候，红军实有人数为6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剩余3万多人，这意味着湘江之战红军牺牲了3万人左右。 关于遵义会议的辨析。有观点认为遵义会议既没有将毛泽东定为党的总负责人，也没有定为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因此他并不是党的领导核心。作者指出，要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当时党的第一任务是行军打仗，毛泽东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层在最后决策时都要尊重他的意见。因此，毛泽东是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核心。 关于“密电”真伪的考辨。“密电”是长征史上的疑点和难点问题，也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传言。作者认为，即使目前找不到“九九密电”原件，也否认不了张国焘妄图搞分裂和另立中央的事实，因为还有其他一系列电报指证了这一点。石仲泉认为不应将“密电”内容渲染为“武力解决”，而应根据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的口径还原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这个概念含有某种不健康的意味，不应继续使用“密电”的说法。 三 长征路是一部广博的自然志和民族志。石仲泉注重全景式地考察各地的地理环境、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等。他特别注重研究当地的历史沿革，每到一处都向当地借阅地方志。该书述评长征是主线，同时穿插了若干支线，共同编织成立体化的叙述模式，再配以100多幅现场照片，图文并茂，图文互补，满足了读者认知和审美的需求。 在理性解读长征精神的同时，石仲泉有意使用很多感人至深的具象来诠释长征精神。如打先锋不知疲倦最终陷入草地的小战士郑金煜、用胸脯温暖战友的双腿而自己冻死的陈宝贵、饱受委屈却永远相信党的女战士王泉媛、98岁还亲自宣讲长征精神的女战士刘汉润等等。正是这些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优秀儿女，创造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和美好前景。 （图片均选自《长征行》） （作者系潍坊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长征行》（增订版） 石仲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