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作家夏烁在写作之初曾搞过翻译。据说她下此功夫，是把它当作一件学习短篇小说写作的“功课”在做的。那年月，卡佛的小说在中国文学界红极一时，夏烁翻译的作品，也属简约派这一套路。但简约不简约，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小说美学倾向，好的小说，讲究的是文本形式与表达内容的天然契合。也许是受翻译的影响，小说《预言》用口语化的翻译句式，来言说一朵小地方小人物的爱情浪花，与此同时，并没有忘记去揭生活那残酷的老底。小说结尾处，我问自闭的弟弟——“上次，那只狗被刨开肚子扔在小区的草坪上，是不是你干的？”
    点到为止，不作展示，《预言》真不过就是“预言”，预言着作者将在每一个短篇里都撂下一具尸体。《水上漂》以一具漂过来的尸体开头，而《耻》这个短篇小说，是以一只叫春的猫将被毒死而终结的。人出丑，猫去死，因果机缘，小说写的是成人版童话，撕扯着的，却是最为本真的人性。很难测评，猫这种小动物，是否在夏烁的小说世界里，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耻》中即将被毒死的叫春的猫，等到在另一个以它命名的短篇中出现时，它已经复活，且怀孕了。这一家养的宠物，犹如一个鼠标，引领着读者游历了一个少女的独居生活，窥探了她堕胎前后心思的角角落落。她先是失去了男友，接着失去了末婚先孕的孩子，也短暂地失去了和前男友一起收养的宠物猫，但她最后还是坚信不能再失去自我。是一个人独居，还是回去领受父母的庇护，在此处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既然宠物猫都能独自离家解决自己的生育难题，既然她独自完成了堕胎，那么她相信今后应该没有自己无法面对的困难。猫这个意象宛如镜子，照亮了她心灵的成长，她成长过程中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纠结”，并在适可而止的心理自我分析中，得以化解。回忆、自省、猜测和幻想——有如乔伊斯的《死者》的结尾处，同样的“死亡之歌”骤然响起，堕胎少女伤痛不已，她由宠物猫的没有名字，联想到打掉的胎儿的未命名，正因为无名，即使它有一条小命也是被排斥的、是短暂的，终将和无生命的物体归于一处，因无名，也不可能有着长久的记忆，一小段少女成长的“纠结”，因这一死亡的空洞，这一生活的破绽，而把自我的心绪与宇宙浩瀚的虚无联结在一起。
    《猫》这个小说的调子似一首哀婉凄楚的歌，整体上还是灵动轻盈的，不像《墓》，阴气沉沉、犹如适合于雕琢墓碑的大石头。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处理过的，难道一百年后被夏烁再次提起，只不过主人公由女性的祥林嫂换作了“他”，一个前妻已死，第二任妻子也奄奄一息的老男人。祥林嫂的压力来自于往生后的那个世界，两个丈夫将在阎王爷面前争夺她，而她若想逃脱死后锯成两半的命运，不得不积蓄金钱给庙里捐门槛，以洗清罪孽。而《墓》中的主人公，面对的不是阎王爷，而是自己的良心遣责。为了达成现任妻子的心愿，他前往公墓，计划购买墓地。不管他面对两个妻子与他的三角关系，是如何的举棋不定，只因为有人炒作单人墓穴，他只好定了个双人的。由此而起的问题是他死后和谁葬在一起，且引出了对于前妻的怀念与愧疚。前尘往世，阴阳相隔，作者的叙述一直往主人公的心灵深处，闷头疾走，外部感受与心理活动交织成的意识流，荡漾在一股哀伤的、阴森森的死亡氛围中，其中死亡因子的浓度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一篇读罢，“只想快点走出这条小路，走到生者的地界中去。”
    薛荣
    人们常说“文革”是中国文学的一座有待开采的富矿，对于像夏烁这样喝着娃哈哈长大的“85后”年轻人，写文革，不失为一种写作上的自我挑战。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越好”，所以跟《猫》和《墓》相比，小说《过节》减少了许多独白式的心理分析和自我辩解，叙述语言力求精准、克制，却也不影响人物形象的清晰可见。小说依旧采取作者擅长的童年视角展开，场景与动作，表情和话语，均作局部的勾勒兼施于淡彩，美国简约派小说的风格叠加中国传统小说白描手法的应用，故事的纵深展开犹如翻阅一页页的连环画，观看一部小剧场话剧。过节即祭祖，这是一开始首先交待了的，至于为什么要过节？怎么过节？这一家四口对过节这种所谓的迷信活动各持什么态度？过节产生什么风险？这所谓的过节，实质上是借过节这一事件，把家人的“心”都“过”了一遍。小说里已有了一个死者，过世的爷爷以托梦的方式，成了过节的倡导者，但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作为配角的女红卫兵反对搞迷信过节，夜不归宿看守反革命分子张传东，直到逼出人命，张传东跳河自杀，又一个人死了，又一具尸体撂在了小说里。这一条死亡线索作为副情节线，和过节这一中心事件齐头并进，中间归拢为一段传到儿子耳朵里的夫妻夜话：
    昨晚，他一直留意着家门口的动静，他还是不敢相信姐姐不回家睡觉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到妈妈的声音。
    “你看见了吗？”
    没有人回答，夜里静极了。
    “她也动手了。”
    妈妈的声音平静，没有任何指向，像是自言自语。
    “这个小姑娘……别说了。”
    爸爸果然也醒着。
    如果说偷偷的过节祭祖，是在砸烂一切打倒一切的文革时期，普通群众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纲常的一点念想与呵护，那么以上的夫妻夜话所传递的，却是一股良善的温情，真切地表明了平民百姓，身处困惑与迷惘之中，于不变应万变，良心不灭，仁义永在。整个小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张牙舞爪的表白，有的只是躲躲闪闪的眼神与小心翼翼的揣摩，却坚定地传达给人一点人性的希望，就犹如深夜的持灯者，双手呵护着如豆的灯火，踩着撕烂的大字报，走过黑漆漆的小镇弄堂。作者把写作看成是在死亡的触动下，于日常的虚无中打捞生命意义的个人努力，在她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中，我猜想这一场夫妻夜话所承载的信息，可能最接近于她精神世界中念念不忘的“意义”，也最为接近于写作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