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第11届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评选大会上，白族作家景宜荣获中国电视剧十佳编剧奖。这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也是景宜的电视剧在连续三次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在影视行业获得的最高奖项。 景宜先后创作了多部反映当代少数民族生活的电视剧《茶马古道》《金凤花开》《茶颂》《丝绸之路传奇》，创作了中篇小说集《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长篇报告文学《金色喜马拉雅》《东方大峡谷》《节日与生存》等文学作品，曾两次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及其他奖项，有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在海外发行。作为一名知名作家，景宜的编剧创作无疑也是成功的。那么，她是如何成功转型编剧，又是如何看待作家和编剧这两种身份的？带着种种问题，记者采访了景宜。 编剧是剧作家，不是枪手 记 者：当今的电视界一直在呼唤好的编剧，因为大家都认识到编剧对一部电视剧所起的重要作用。您从事编剧创作以来的每一部作品都很成功，您觉得作为一名编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景 宜：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现在我们每年写出来的电视剧本超过1万集，有40%直接就作废了，有40%低价出售，就是留下故事大纲等待重新加工，只有20%的剧本被使用。而播出后亏钱的电视剧，都有剧本质量不过关的问题。因此“编剧”又成了当下的热点话题。 就电视剧的编剧这个行业来看，确实存在队伍庞大而优秀编剧较少的情况。正因为队伍建设的缺失，特别是对“编剧”定义的模糊，业界对编剧的价值判断和要求偏离了时代精神，所以才有了宫斗剧、抗日神剧、IP剧等大量充斥电视屏幕，用剧本群聚的生产方式替代对剧本内容和对中国精神的书写。大家都是在用各种市场手段写戏拍戏，用小鲜肉、用噱头炒作、用桥段拼凑故事等等。其实，没有好故事，没有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人物，就没有中国电视剧的文化创新和社会功能，也导致了很多编剧的价值观模糊，只是一味地追求市场，完全没有创作者的情怀。编剧是什么？编剧是剧作家，不是枪手。 电视剧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到现在只有30多年的时间，其发展速度之快，使中国成为世界性的电视剧大国。但是作为电视剧核心基础的编剧，其实还没有做好文化准备。虽然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培养了一些编剧，但编剧队伍还没有真正地成长和成熟起来，这和电视剧行业发展对编剧的巨大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的制片人简单地模仿好莱坞式的生产方式，用多个编剧分桥段分集同时写一部电视剧，但他们没有看到好莱坞是靠制片人的艺术修养使全剧统一风格。因此，这造成了把枪手当编剧的现象。 相比而言，我们的作家队伍是比较成熟的，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扎根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坚守着文学精神。可以说，在当下仍坚持文学道路的作家，都是具有情怀的。作家虽然现在很清贫，很多好作家的报酬赶不上二三流编剧的报酬，但正是这种对文学精神的坚守使作家这支队伍成为中国文艺大地上丰厚的土壤，为这片土地上盛开的鲜花和绿树提供着营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电视剧，要么就是从小说改编的，要么就是很有功力的作家做编剧，比如《潜伏》《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比如《平凡的世界》和现在热播的《人民的名义》，都是出自有功力的作家之手。 所以说，现在的编剧急需要文学精神的滋养。什么是文学精神，它首先包括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包括人类共同追求平等、自由、幸福的精神。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不论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歌舞，所有从文学派生出来的艺术门类，歌颂的都是人性的美好、善良，讲述的都是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着社会往前发展的故事与梦想。 但是现在我们的电视剧编剧实在是太着急了，有些刚上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就开始接活儿。他们强调技巧而不讲究精神，习惯用技巧、用悬念、用情节冲突等戏剧手法来取代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类精神的探索。现在有一个不成文的电视剧创作法则，就是强调写剧一定要有网感。什么是网感，就是要有三个点：闹点、槽点、雷点。大家只想快速收回成本。在此条件下，很少有编剧去想，我写完这部电视剧，哪个人物能够深入人心，哪个人物代表了中国精神。缺乏情怀的电视剧一定只能是昙花一现。真正有情怀的剧作家，会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琢磨人物、推敲情节。这种文学精神的缺乏是当今编剧行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1年我到中央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老师是丁玲、艾青、玛拉沁夫、陈荒煤、汪曾祺、林斤澜、徐怀中等等，非常幸运。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精神的力量，他们当年都是经历过很多磨难的，但是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让我感动，他们对待文艺创作的精神更是深深影响了我。记得有一次到艾青老师家里，我问他，您经历了这么多的运动和苦难，现在您还能写出《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的诗吗？艾青老师说，歌颂祖国和母亲是全世界永恒的主题。 所以我很庆幸，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和文化立场，不怕冷落也不怕边缘，始终在边疆少数民族当中写作。我可能不会是很火的编剧，但这样做我对得起我的文学前辈，对得起中国作家和编剧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问题，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创作的自信。如果没有广泛阅读的经历（这个阅读不仅指书本，更多指生活和现实当中对人民大众的精神的观察），就不可能有这种自信。 记 者：您觉得，文学创作和剧本创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景 宜：其实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最开始是因为工作关系从事电视剧的创作。编剧其实也是作家，编剧和作家观察生活的角度和创作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只是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编剧需要用画面讲故事（虽然最初使用的也是文字），让观众通过视觉来看你的故事，而作家则是用文字来讲述故事。但要强调一点，文学对编剧的创作技巧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因为写过小说，我在把握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方面更成熟，更注重人物的成长。我笔下的人物在经过电视剧画面表现的这些事件之后，肯定会有性格的成长和精神的升华，而支撑这种升华的元素表面上看是情节，实际上是情节所包含的文化的力量。中国作为电视剧大国，是有中华文化作为强大基础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章回小说，对电视剧的长篇叙事就具有哺育效果。 当然，作家如果没有参与过电视剧的整个拍摄过程，剧情和台词就很容易拖沓。因为我参与了电视剧的整个生产过程，所以能够全方位地听到导演、演员、服装和化妆的意见。一部电视剧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如果导演、演员，包括服化道系统，缺乏文学精神，对剧本的元素理解不到位的话，也会把很多文学性的东西丢失掉。 编剧同时也需要综合能力。我的电视剧里所有歌曲的歌词都是自己创作的，因为我最早的专业是音乐文学专业。我们很多电视剧里的主题曲，已经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电视剧《金凤花开》里的《金凤子开红花》，原来是一首云南民歌，我把它改编后，现在又在云南各地传唱，甚至成为了当地广场舞的热门歌曲。《茶马古道》里的《玉龙情歌》，也成为当地文艺晚会的节目和手机铃声。我自己经常研究古希腊戏剧，从戏剧起源来思索真正的戏剧精神，我现在经常看莎士比亚、易卜生、莫里哀和希区柯克的剧，对布莱希特和汤显祖、关汉卿、王实甫的作品也非常喜欢。平时还要大量观看各个国家优秀的电视剧，包括美剧、韩剧等等。其实从各个国家的优秀剧作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不同的价值观，人类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向往和艺术追求。 攀高峰必须要直面现实 记 者：您是一位不断行走的创作者，30多年不断行走在各民族地区，聆听不同民族的故事。在电视剧创作中，您对现实题材情有独钟，这是否是您长期深入采访的结果？ 景 宜：现在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情况越来越好，但也存在历史题材比较多、现实题材少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我们更需要的是对当下少数民族生存状态和个体生命的展示。并不是说历史题材写不出时代精神，而是我们今天面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存在差距的情况，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编剧，不能不去关心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生存发展。我去民族地区采访的时候，有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对我说，希望能拍出他们民族的影视剧来。现在55个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本民族的作家，但很多仍然缺乏影视专业人才。而影视的传播力也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渴望看到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 当然，创作现实题材对编剧来说的确也是一个挑战。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脚步，我们作家编剧是追赶不上的。比如我现在写的剧本《幸福城市》，面临很多在现实环境中还没有达成社会共识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太敏感，劝我回避，但是我必须得去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文艺工作者大有作为。作为一个剧作家，也要为社会进步去探索和贡献。想要攀高峰，就必须要直面现实，要敢于触碰难点。难点回避了，作品也就平庸了，解决好了就是亮点。 记 者：在您身上，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您深入生活时，特别关注的点是什么？ 景 宜：我认为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写作和90年代创作报告文学时的采访，就不会有我后来的《金凤花开》《茶马古道》《茶颂》《丝绸之路传奇》等一系列电视剧作品。对一个创作者来讲，任何时候的生活积累都不会浪费，就看你有没有心去采访、去深入生活、去有意识地积累。编剧和作家的关注点其实没有区别，而在这两个职业的交叉中，我的创作境界得到了升华，因为拍戏的过程也能拓展自己的视野。比如我知道布朗族祭祀大茶树的场面非常盛大，但是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等到我去拍摄那个场面的时候，才看到了真正的激动人心，理解了布朗族这个人口较少民族驯化茶树的伟大和对中国茶叶历史的贡献。 深入生活的时候，我的核心关注点是两个：人物的命运和文化背景。我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命运和经历。有一次我去布朗山上采访，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上煮着一大锅笋壳，我从询问这个笋壳的用处开始，和老太太聊了一个上午，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在旁边等的司机和工作人员急得三番五次地催，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老太太，让我了解了布朗族迁徙的生动历史。 作为一位民族作家和编剧，我非常关注文化环境。文化多元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在汉文化题材里面可能会有地域差别，但不像民族题材作品有那么强烈的文化差异。文化环境是人物性格的基础，包括语言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文化差异也是我在创作中希望表达的，因为我希望我讲出来的故事、塑造出来的人物是非常独特的。只有在不一样的人物身上写出人们共同的梦想和追求，才是一个合格的编剧。而我既不能放弃共同性，更不能让这个共同性来得太廉价。只有坚守文化个性、追求文化共性，才能在行业里独树一帜。 记 者：您最近正在创作的剧本《幸福城市》，具体关注的是哪些人的命运？ 景 宜：我的创作基本都来源于我身边真实的人物故事。现在我正在创作的剧本《幸福城市》，讲的是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状态。这个故事就来源于我20年来一直关注的一群人。 20年前，我去广州的城乡结合部三元里村采访，当时那里到处都是铁皮房子和简易棚，有很多打工的新疆人住在那里。那天我采访时正好碰到城管在追赶占道经营的小贩，结果看到了一个奇特的场景：一个新疆老乡头顶一口铁锅在前面跑，他老婆提着油和米袋子在后面跑，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全家跑成了一串。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跟着他们一起跑，从此认识了这家人。这个新疆男人是喀什农村的，当年洪水把房子冲跑了，家里没有钱盖房子，他就提着几袋葡萄干爬上火车来到了广州，结果卖了800元钱。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赶紧把媳妇和儿子全都叫过来了。后来他花200元买了一个烤肉的炉子，开始卖烤串儿。在这20年里，我总是惦记着他们，不间断地去看望他们。现在，这个当年顶着铁锅奔跑的男人已经来到深圳，盖起了自己的新疆美食楼。三个孩子有两个大学毕业，一个在眼科当大夫，一个在公安局。他的周围还有卖拉面的回族人、卖工艺品的藏族人，还有开冷面馆的朝鲜族人等。20多年过去了，当年我看到的黑黑瘦瘦的佤族小孩已经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的佤族汉子，在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做了村寨部副主任。他们的户口已经迁入深圳，孩子已经上中学了，家里有四居室。 你看这些身边的故事多有意义。所以我认为，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应该要去反映这个时代，因为今天的生活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