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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书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我留下印象尤深。精装厚厚一册，系父亲从朋友处借来，时为七十年代中期。书中“小红帽”丹尼亚要算是我爱慕的对象，好比别人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尼亚一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给人许久，我仍惘然若失，盼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拥有一部。等到书店开始卖外国小说了，我一直留心这书重印没有。一九八一年初我去上海，在四川北路一家书店找到一套五十年代印行的，平装三册，品相很好。我一直不买旧书，这回破例。第二年新版面世，我又买了一套。另外柯切托夫的几本书，我也一度以为揭示现实相当深刻。待到发现他其实固守旧的立场，乃是相对于五十年代“解冻文学”的一个反动角色，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也问题多多，则是后来的事了。 大概我这年龄以及上一两辈的人，都有类似的阅读经历罢。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到底有过什么影响，这笔账应该好好清算一下；虽然时至今日，也许仅仅具有文学史的而不是文学的意义了。说来在其本土亦是如此，好些东西甚至因为缺乏文学价值，已经从文学史中扫地出门。前几年翻译过来一部符·格·阿格诺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上述作品就很少提到。对此咱们的论家却心有未甘:“下半时期所谓社会停滞的年代，本土文学原是相当活跃的，建树颇多，却未得到充分的反映，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卓有成就的作者未能入围。”（见该书“中译本序”）但大浪淘沙，莫可奈何。倒是我辈普通读者，当初孜孜矻矻于此，空耗了许多时间精力。 我明白这一点，是一九八三年读到内部发行的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敢情此前我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仅限于几无文学成就可言的那一部分正统文学，和稍稍偏离正统文学，有些成就的另一部分———譬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以及阿·托尔斯泰、费定等人所作；至于苏联文学中最有成就同时也是与正统根本对立的部分，我只读了内部发行的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病房》，别的根本没听说过。像扎米亚京的《我们》，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皮里尼亚克的《红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和《基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第一圈》，以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作，都是后来陆续读到的。苏联最后一期的文学作品也译介了不少，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曾轰动一时，还有艾特玛托夫、贝科夫、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等，无疑是新的气象。但在我看来，到底比不上此前那些惨遭埋没的作品———它们无愧于俄罗斯的伟大文学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出类拔萃的。 止庵 原名王进文，学者，散文家，现年四十九岁。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远书》、《云集》等多种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