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对“开卷有益”这话,我一向有些怀疑。回想起来,读过的书中真说得上对自家有益的,未必占多大比例,其他则读不读两可,甚至根本就不必读。早年没条件也没能力选择,后来挑选余地多了,才慢慢知道拣好的看了。 读书不易的时候,能到手的多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小说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相比之下,我对后者更感兴趣。诸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科的《教育诗》,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尼古拉耶娃的《收获》,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都想方设法找来,读过不止一遍。当时颇为书里描写的英雄和标举的理想所鼓舞,自然认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了;现在想来,那种意识形态来自严酷的现实,反过来又对现实的严酷产生作用。举个例子,盖达尔在《少年鼓手的命运》中写道:“只有到了革命的浪潮把一切界限都消灭了,最后一个奸细、最后一个特务和幸福人民的敌人,也跟这界限一起消灭了,那时候一切歌曲才不唱别的,只是单纯地响亮地歌唱着人类。”如果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知道这番话的真正涵义了。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用在这儿倒很合适。而离开此点去谈“英雄”和“理想”,未免全无心肝;只以内容真实与否或艺术水平高低来评价这些作品,亦为皮毛之见。现在说这些当然是放马后炮了,那时我还很憧憬盖达尔等人笔下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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