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一场名为“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的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此议题缘起花城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第一辑。丛 书包括徐则臣的《古代的黄昏》、李浩的《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张楚的《梵高的火柴》、田耳的《独证菩提》以及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等5部短篇小说 集。“五面孔”激发了一场关于“70后”作家与“现代性”的热烈讨论。
    意在拒绝平庸写作
    何为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为何重提现代性？这些作品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性？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诉求？研讨会上，徐则臣、李浩、 东君、张楚四位作者与施战军、邱华栋、郭艳、李云雷、杨庆祥、李建周等评论家展开对话，从历史成因到现实所指，从概念辨析到文本分析，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 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种向度的阐释。
    “现代性本是一个中性词，大家现在提到现代性多是用作褒义词，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很多领域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时候，在文学中重提现代性，是需要反思 的。”与会专家细致分析了5位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虽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但是他们的小说趣味、他们在写作实践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表现各 不相同。“现代性”这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当下的提出，和重提“先锋文学”一样，更真切的意义在于拒绝平庸写作，倡导探索性和创新性，呼吁有难度的写作， 期待文学新的美学面貌。
    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它需要创造、需要创新、需要冒险，在时代中具有先觉性和引领性。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在矫正“形式主义” 的同时，也轻慢了对艺术性的探索，使得文学创作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不仅仅是方法上单一和重复，而是内源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单一、文学趣味的单调、对 生活的理解浅表化以及想象力的匮乏。
    “我们这代作家散漫沉闷无声无息，除了外部环境，更应该寻找自己的原因。”张楚在反思自己写作时，有意识地在国际视野中对比“70后”写作，他 认为很多国外的“70后”作家已经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们有些保守和自足。“以故事为核心的写作，不自觉地遵循某种套路，在某种程度上 限制了文学的想象和拓展，对生活缺少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打捞，缺乏文本创新意识……这些问题导致了作品的同质性和模糊性日益明显，使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显 得呆板、木讷、拘谨，缺乏自信。”张楚认为，自觉的探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新，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这部小说集和我之前所有的小说集都不同，里面有很多实验性作品，有些从未示人，有些不被认可，但它们是我整个写作的强健机体的润滑剂。”徐则 臣说，这些小说是他写作中的一股“暗流”，与他那些“正面强攻”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但是写这些小说让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旁逸斜出的东西，发现了生活中沉默的 大多数，“它能补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虚构”是贴近现实的方式
    无论现代性的表征有多么难以描述，但是文本的“虚构”、“想象”、“变形”等都是它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正因此，它也常常被批评为“脱离现实”、 “形式大于内容”、“故弄玄虚”。东君对探索性写作尤为热衷，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热衷于“跨文体”写作，“总觉得当代小说太像小说”，“总想写出一点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在“实验田”里种出了《人·狗·猫》《鼻子考》《昆虫记》等短篇小说，并在长篇小说《树巢》中将文本实验推向极 致。直到近作《夜宴杂谈》《某年某月某先生》，东君仍保持着拓展小说文本可能性的热情。然而，正如同样热衷于文本实验的李浩所说，刻意强调虚构和创造，并 不意味着对“真实”的轻视、忽略。
    “恰恰相反，我极其看重文字之‘真’，写作者使用天赋魔法，‘弄虚作假’，对现实、日常进行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改变，其本质目的恰是努力‘求 真’，努力探究被掩藏的存在之谜、人性之谜”，“写作者使用魔法，是试图让我们从另外的、非表层化的角度逼近‘真实’，更为深刻、繁复和内在的真实。”李 浩在谈及这部小说集的创作时如此写到。
    在与会者看来，“70后”的写作是先锋文学精神的内化和丰富，也是自现代文学以来对人、对人性探讨的深化，他们杂糅不同的写作技术，试图打破近 年来以线性故事为主的单一叙事路径，在审美风格和文体意识上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虽然有剑走偏锋的时候，但他们是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反映 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