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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教徒、女儿与私营企业主 梁玉梅在《天主教徒：边缘化地生活在村庄世界中》一文中感叹，虽然天主教教义要求教徒的宗教生活高于俗世生活，但在普通的村庄天主教徒那里，俗世的力量更为强大，精神层面的关注只能“在日常生活流上投下稀疏的光影，却难以改变随风卷起的波纹”：在日常互动、村庄经济、村庄政治中，教徒一般都处于村庄中的边缘位置，在其他村民都努力争取、顽强打拼的现状下，教徒如不尽力争取，只会更加边缘化；但如果家庭营生活动与教徒宗教生活相冲突时总是后者让位于前者，如果年青一代参与宗教仪式的频率愈为下降，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教徒感受到的宗教信仰会越来越稀薄，离天主的光辉越来越遥远，最后的结局甚至有可能是天主离开“自我遗弃的天主教徒”遁身而去，使天主教徒仅仅成为一个身份上的符号。 陆毅茜在《离家与回家》中探讨了中国当代城市家庭中遵从父母与长辈、缺乏自主性意识、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型观念与强调个人独立自主、看重个人本位的“现代”型观念的冲突与融合。受访者李女士的大女儿听从父母安排自己的感情与婚姻生活，并且具备了门当户对意识、光耀门楣意识、对父母的尽孝意识等较多的传统元素，却离家远在美国，经常打越洋电话回来哭诉自己所做的梦与对母亲的眷恋牵挂；相比之下极具现代意识的二女儿强烈地希望摆脱家庭约束、积极追赶时代潮流，最后却因为“现代式婚姻”的解体而回家居住，寻求可以躲避伤害的庇护所。中国人的归属感正好来自魂牵梦绕的“家”———这个“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家长制”或“家族主义”，而应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经济依赖、情感依赖与血缘关系的复杂糅合。 美国学者倪志伟在《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中曾提出著名的“市场机会命题”：社会主义国家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了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和社会流动途径，经营企业成为官僚晋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但高虹远在《私营企业主的自我定位和子承父业的无奈选择》中对浙江某市私营企业主个案所作的分析却对此提出异议：私营企业主在自我定位时采取的是让自己感觉自卑的文化资本标准而不是本应自傲的经济资本标准，因此他们把自己归入文化资本贫乏的“社会中下层”，并且做出很大努力试图使下一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认为这才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与标志，至于学业无成或融入体制失败后的回家“子承父业”仅仅被视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恐怕和许多读者的印象与设想大相径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