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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的知识分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十年中，思想文化的革命之火烧毁了传统观念，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目标上也出现了分歧。那些倾向于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进化的人，和一批倾向于政治行动、造反和暴力革命的人之间的裂缝加深了，摒弃批判理性的主张也越来越激烈。王晓渔在《知识分子的“内战”》中，试图从知识分子与文化空间的关系，探求其观念的变化与冲突。 192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同时受到籍贯（地缘关系）、城市文化空间以及留学经历和年龄的多重影响。不论是在南池子缎库胡同还是钟鼓寺，胡适的住宅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空间。在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住宅，北大国文系（“北大同人”）、章氏同学会（“太炎门生”）、浙江同乡会（“某籍某系”）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臧否人物。同样，在东吉祥胡同和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分别聚集着《现代评论》派和新月社的盟友们。但是，北京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随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去不复返了。胡同里的知识分子逐渐分化组合，并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产生激烈冲突。八道湾胡同的“语丝派”开始朝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开火；而他们与其余两个胡同的知识分子的交锋，也将在上海陆续。 显然，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心化与自我边缘化的紧张始终并存。民国的前20年，当知识分子在现代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的舞台上唱响华彩乐章，他们似乎成功地依附城市、塑造城市，并在城市里创造了一个自主的和多样化的“美丽新世界”。可是，这只是军阀混战时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此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却是，士绅社会的瓦解，使得知识分子与传统割断了联系，城乡之间的鸿沟越发难以弥合，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另一方面，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的知识分子，在身份与权力上，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虚拟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在十分混杂而又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之后的情况，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敏锐地揭示的：“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西方之不得体的模仿，面对马克思主义那缓慢而又扎实的进展而黯然失色了。艺术和文学要为革命服务。在政治发展的促进下，情况开始变得明朗化了，中国似乎重新找到了其思想凝聚力的道路。”可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那又将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 《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王晓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20.00元。 《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洪九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5.00元。 《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李孝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5.00元。 《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王儒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5.00元。 《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方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9.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