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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以报刊为形式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多种类型的学会、党派、团体开始形成。随着传统的考试制度被现代学校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开始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描述，这些变化所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正如方平在《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中揭示的那样，清末最后的十多年间，上海的社会中孕育、产生了某种具有现代导向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它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社会有机体，既在单数意义上显现为一个个特定的民间组织、民间机构、公共交往场所，亦在复数意义上显现为一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内涵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单数”与“复数”的描述，足以证明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报刊、学会、社团，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它们像巨大的磁场，吸引了那些担负起社会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光绪九年（1883年），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当他目睹这座城市的奢靡胜景后，不禁在日记中感慨：“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如果说，刘氏之言透露出的，是此前士大夫与这座城市既疏离又融合的微妙心态；那么，十多年过去，随着旧制度下士大夫阶级的消逝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既包括了开明士绅、报刊编辑，也不乏学堂教习、自由作家。他们以活动和舆论，积极参与并塑造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 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浸润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不过，上海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结社立会传统、清议传统等，也是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坐标。因此，从上海的公共领域中不难发现历史上书院、会馆演变的痕迹，探寻到“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统一”。不论是维新报刊、戊戌学会，还是张园和惜阴堂，沉甸甸的收获成就了清末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中罕见的丰年。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中心点”，牵动着整个中国权势网络的分布格局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调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