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炼 □自由撰稿人，上海 1895年的北京，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还没法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昔日王朝的都城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这短短20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人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