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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和《申报》 进入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继续借助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传媒产业，在城市空间里掀起政治和文化的风浪，但对其深层的解析要比表面的判断更加复杂。一方面，当时仰赖于都市化的职业分工和文化网络，比起王韬辗转奔走、梁启超奋笔疾书的时代而言，已经大为完备了。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思潮与外国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的不断分裂与再度组合，民国时期仍在继续。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千差万别以及学派、倾向和趣味的丰富多彩———既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也不乏关于大都市消费生活的欲望想象。 1904-1932年间的《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颇具特色的“松散的自由主义群体”。和《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不同，《东方杂志》是由民营经济主办的、自负盈亏的商业性刊物，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论坛。在文化大论战中的数次风波，如杜亚泉和蒋梦麟关于“何为新思想”之争，胡愈之和张东荪有关“理性与兽性”之争，都在《东方杂志》的版面上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并没有模糊《东方杂志》论者的风格。《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体现了他们试图将民族主义呼声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糅合到一起的努力。民族主义并未游离于民主政治思想之外成为一种孤立狭隘的排外情绪，而是促成中国社会改良的一个有力的、必要的强化剂。《东方杂志》的一系列思想主张，通过自己塑造的“有容乃大”的公共领域，得到了合理的保留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过程中，上层主流思想与城市通俗文化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特别的样式。借用李孝悌的看法，如果说，《东方杂志》、北京大学和新潮社的知识精英之间交流的话题，构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的话，那么，《申报》广告则用一种快乐、刺激的方式，营造了官能上的、美感经验上的和文化品位上的现代性。这让人看到了思想高墙的背后，世俗生活明明灭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里，《申报》广告通过怎样的方式，将快乐、健康、幸福、美丽、品位、高尚、身份、意义等概念予以重新建构和解读，从而对上海芸芸众生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实施隐性支配的，这正是《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的兴奋点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