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你的” 第一,取材有抉择。人物的一生吃喝拉撒、大事小情,如此冗杂、繁富、多样,你要有所抉择。你突出什么、弱化什么,选取什么、舍弃什么,这里面大有学问,看你有怎样的眼光。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你在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什么呢?这就看你写这部传记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以及如朱东润所说的“作者修养”——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你的学识、经历、所受教育,等等。如果没有罗曼·罗兰的“修养”,怎么能写出《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那样伟大的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 但是,持论要中肯。朱东润曾批评西方某些传记:“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择和持论底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底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底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底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底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底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5](P6) 第二,发挥你的合理想象——上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啰嗦。 罗曼·罗兰写的三部艺术家传记,取材的抉择是合理的,持论亦属公正;而且发挥了罗曼·罗兰的天才想象力。三位传主都是罗曼·罗兰眼里的人物: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 经过对成千上万历史人物多方筛选而进入我们这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中的一百多位传主,应该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的精英,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我们的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我们敬佩。李渔虽然不是政治上和巨大历史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但在清初戏剧(传奇)和戏剧理论以及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产生过重大影响,以至几百年间其作品陆续流播日本、英伦、欧洲大陆和美国,为世界众多人士所关注。 李渔是个富有才华、虽有瑕疵却十分可爱的人,他和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是可以作为偶像(至少从某个方面而言)来崇拜的——对于许多阅读李渔的读者和研究李渔的学者来说,很容易将李渔偶像化。东北某大学一位漂亮的女教授,通过研究李渔,日长月久,深深介入李渔的生活和心灵,以至“爱”上了李渔。六年前在纪念李渔诞辰四百周年的研讨会上,她发言说,李渔是值得崇拜和值得爱的人:“我告诉我的女研究生们,嫁人就嫁李笠翁。”这是将李渔偶像化的一个鲜明例子。我自己当然也有某种偶像情结。但是,写《李渔传》(写其他历史人物传记也一样),倘若总是抱着深深的偶像情结,恐怕是写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任何人,都是有血有肉、有脉搏有心跳、优点缺点并存、有的时候很高尚有的时候却相当卑下、有骄人成就却会犯错误的人。一旦偶像化,往往眼睛向上,仅仅对人物仰视,由此可能会模糊你的视线和视野,只看其光辉,忽略其黑斑,这就流入片面,写出来的人物可能会失真,甚至成为某种偶像的符号。读者要看的是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偶像的抽象符号。我认为正确的原则是:去偶像化,不溢美、不掩恶。 这里还应了人们说俗了的一句话:“距离产生美。”必须说明,“距离产生美”作为一种美学理论,我并不赞成。美是一种价值形态,与“距离”没有关系(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价值美学》和《美学十日谈》两书中做过论说,此不赘)。这里之所以说到“距离”,主要是借以说“偶像”情结和去偶像化的问题。你把人物偶像化,好像把他供起来,让他高高在上,这就离你的人物(偶像)远了,或者让他的偶像光辉挡住视野,从而看不到他的细微部分,尤其看不到他的缺点,看不清他的真实面貌,可能觉得他哪儿哪儿都好;当你去偶像化之后,或者离得近一些或很近,才会看得准、看得真,如鲁迅所说,在显微镜下,连美人毛孔中的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台湾的大才子李敖和大美人胡因梦当年曾有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可是结婚三个月,分手了。李敖曾“戏说”离婚原因:“大家都看到胡因梦的美丽,可有一天,我推开卫生间的门,看到胡蹲在马桶上,因为便秘憋得满脸通红,面目狰狞,我心目中的女神形象从此毁了。”当然,这可视为玩笑话。但我认为其中也透露出一个道理:结婚前,离得远,有偶像情结,只看见“美丽”看不见“便秘”;结婚后,离得很近,什么都看见了、看清了——连汗毛里的灰尘。于是偶像坍塌了。然而,更真实了。 写人物传记,哪怕再伟大的人物的传记,也应该去掉偶像情结。不然,可能会失真。 我们应该向罗曼·罗兰学习。你看他写《弥盖朗琪罗传》,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全世界的人们所崇敬的对象,但是,罗曼·罗兰一点也不回避这位艺术家的弱点。一方面,他写到弥盖朗琪罗的辉煌业绩,写到这位雕刻家、画家和诗人的天才创造(那西斯廷顶上的绘画,那大卫、奴隶等雕像,还有无数出于他之手的作品,是他贡献给全人类的无价之宝);写到他不知疲倦的忘我的工作(直到八十八岁高龄,临终前三日他还站着一整天做耶稣死难像);写到他的真挚的“爱情”、他的诚实、他的善良、他的宽容、他的慷慨、他的乐于助人……但另一方面,罗曼·罗兰同时也写到这位艺术家的“多疑”:“他猜疑他的敌人,他猜疑他的朋友。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5](P255-256)罗曼·罗兰还写到弥盖朗琪罗“优柔寡断”、“软弱”和“胆怯”。“他的全部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5](P259)你再看他写《托尔斯泰传》。托翁无疑是罗曼·罗兰最敬爱乃至最崇拜的作家之一,他歌颂和赞美托翁的天才作品和他人品上的“绝对的真诚”、“坦白”;但是他也不讳言托翁的弱点,批评托翁的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罗曼·罗兰写到托翁曾经自责自己的“放荡”:“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我是堕落了”,并且无情解剖自己造成“堕落”的各种缺点。[5](P416)罗曼·罗兰还从外形上如实描写托翁的丑:“他如猿子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复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因为无法改变这丑相,在童年时他已屡次感到绝望底痛苦……”[5](P415) 罗曼·罗兰三本传记中的人物,既是天才,又并非完美无缺——他们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你摸摸自己脉搏的跳动,你就会体味到,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脉搏也正是这样跳动着。他们有欢乐,更有许许多多痛苦的经历。他们有非凡的人生,然而几乎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在《弥盖朗琪罗传》的最后,罗曼·罗兰以《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这样一个标题作结:“在这悲剧的历史底终了,我感到为一项思虑所苦。我自问,在想给予一般痛苦的人以若干支撑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会不会只把这些人底痛苦加给那些人,因此,我是否应当,如多少别人所做的那样,只显露英雄底英雄成分,而把他们的悲苦的深渊蒙上一层帷幕?然而不!这是真理啊!我并不许诺我的朋友们以谎骗换得的幸福,以一切代价去挣得的幸福。我许诺他们的是真理……”[5](P361)他写贝多芬,写托尔斯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也都是伟大但又是复杂矛盾的悲剧式的人物。人们对他们的艺术和他们崇高的人格高山仰止,而对他们的悲苦遭遇深深地唏嘘叹息。 罗曼·罗兰的这些巨人传记,给予人们的是历史的真实,是赤裸裸的真理,是人生宝典。 (此文在2017年11月11日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第七次创作交流会发言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