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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张力 我们写的是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传主是历史上真实的人，因此，传记文学必须是“历史”，是真实人物的“历史”，即它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绝不是近些年某些热播的号称“历史”电视剧那样的“戏说”。“戏说”纯粹是娱乐。它可以完全不顾历史真实，任意强奸历史、蹂躏历史，只要能博得观众一笑，它肆意妄为，无法无天。 传记文学视“戏说”为天敌。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它既然叫做传记“文学”，那就不是纯粹的历史(即不是如同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那种历史)，而同时还必须是“文学”(即具有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虽然在文学这一大类中，如前所说，它与虚构文学(如小说、戏剧等)不同；但在审美性、艺术性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它必须具有审美魅力，能给读者以艺术享受。就此而言，传记文学作为文学之一种，与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要之，历史著作与传记文学都讲究真实性；但传记文学需要既讲究审美性又讲究真实性——即审美的真实性；而历史著作却可以不讲究审美性只讲究真实性。阅读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前述罗曼·罗兰创作的三部传记，能够令人感动得流泪；但没有人听说读郭沫若或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会热泪盈眶。 如此，则传记文学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二者水乳交融、弥合无间而成为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审美性完美结合的“传记文学”。 但是，在传记文学的写作过程中，会时时感到“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太“真实”了(此处指的是完全为具体事实的所谓“真实”束缚而捆住想象的翅膀)则失去“文学”味儿，毫无审美魅力可言；太“想象”了(此处说的是完全不顾具体事实的约束而越出合理想象的范围)则失去历史真实性，成为“戏说”。必须拿捏好“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即：想象既不能完全被具体事实捆绑住手脚，又不能完全不顾事实而凭空捏造。事实乃想象之所本，想象而不能忘本、失真。 关于这个问题，朱东润的几部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经验，可资借鉴。他的创作，在我个人看来，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朱东润《陆游传》中，第七章写到陆游在南郑刺虎一段，相当精彩：“……正在下马休息的当中，一阵风起，远远听到虎叫。陆游看看同来的士兵，他们的脸色都变了。这时退是无可退了，陆游挺起手中的长矛，大喊一声，向着前面直冲。老虎是不会等待的，猛的一跳，浑身站直了，正在准备朝前直冲的当中，陆游的矛头早到，一直戳进喉管，向上直冒的热血，结束了这一次人兽的斗争。”[5](P528)这段描写，如临其境，肯定是作者想象的——朱东润怎么会看到近千年之前陆游刺虎的情形？但这想象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陆游自己的诗。在陆游诗稿卷十四《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中曾写到南郑刺虎：“……眈眈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仇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厓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正是依据这首诗提供的基本事实，朱东润才写出那段刺虎的情节：那“老虎是不会等待的，猛的一跳，浑身站直了”的情节，不就是诗中所谓“奋戈直前虎人立”吗？那“陆游的矛头早到，一直戳进喉管，向上直冒的热血”，不就是“吼裂苍厓血如注”吗？那“陆游看看同来的士兵，他们的脸色都变了”，不就是“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吗？ 这就是合理想象。 但是，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大段大段摘引当年的奏章、文书、信札，有的段落长达五六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章节还连续摘引，似古籍摘编，“不忌繁琐”，令人读来难以忍受。朱东润曾说：“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底笨重。”[5](P56)他所谓“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指的是西方的某些作品。他认为出于作品“真实”的需要，使之“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就应该不怕引用史料的“繁琐和冗长”；倘若顾及文学性而伤及“磐石坚固可靠”和“磐石底笨重”，“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5](P13)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为了“真实”而进行的这种连篇累牍地引证，“真实”倒是“真实”了，然而“文学性”却减弱了甚至没有了，“审美性”却稀释了甚至流走了。对文学作品来说，这“合算”吗？与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相比较，朱东润逊色多了。你读一读罗曼·罗兰的这三本传记吧，那里面可以说无一处无来历，无一处无证据——你从罗曼·罗兰所作的注释就可知道其资料来源是多么结实可信，坚如“磐石”，极为“可靠”；但是这“磐石”却无“笨重”之感。因为，罗曼·罗兰的资料融化在叙述之中了，成为完美统一的艺术整体，读起来不但不觉得“繁琐和冗长”，反而感到是恰到好处的补充和必不可少的支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