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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冰，1974年生，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美学史”(12&ZD111)。 张江先生在2017年《学术研究》第6期发表的《公共阐释论纲》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即“公共阐释”。他指出：“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一提法对于目前流行的阐释学理论构成了一种挑战。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阐释活动自古就存在。阐释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指对《圣经》教义的解读，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才将这门学科方法论化。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当代哲学阐释学成为显学。它的突出特点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强调阐释的当下性和此在性。张江先生提出的公共阐释，以“公共”作为阐释的限定语，重视阐释的普遍性和公共有效性，强调阐释的社会性和责任意识，因此是对当代阐释学的一种反拨。由于张江先生此文名为“论纲”，因此很多论点是以纲要形式呈现，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将其论文中的关键术语限定“公共性”作进一步细化。具体来说，则是从阐释主体出发，探究“公共性”的生成要素。 一、阐释主体的个人性及其在阐释活动中的核心意义 学者洪汉鼎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西方学者通过对“阐释学”的词义考古，认为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指向：“1.说或陈述，即口头讲说；2.解释或说明，即分析意义；3.翻译或口译，即转换语言。”“因此，诠释学既可能指某种事态通过话语被诠释，又可以指被说的话通过解释被诠释，同时也可能指陌生语言通过翻译被诠释。”[2]但这只是对阐释学解读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对阐释的理解，需要回到阐释活动中去，审视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单纯探究从其语义出发归结其可能具有的指向内涵。 阐释活动至少包括三方面要素：阐释者即阐释主体、文本即阐释客体、创作者意图。在这一构成中，存在着阐释的三种可能的意义归属：归于创作者意图、归于文本自身独立生成的意义、归于阐释者试图达到的目标。在阐释学发展的历史中，究竟该将意义归属何方的争论一直存在。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阐释活动中，具有优先性的是阐释者。他的价值认同和选择决定了意义归属的方向。 阐释者的优先性给阐释活动带来了独特的面貌。从直观层面来看，阐释活动是一种阐释者本人的个体阐释。它是由个体来完成的，是作为个别的、具体的人阅读文本，对其做出翻译、解释以及评价。这种解释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 阐释者的个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阐释活动的个人性，这一特质体现在很多方面。从阐释者与创作者意图或观念的关系来看，阐释的个人性表现在可能会带来评价或理解的错位。例如，欧阳修曾在其文章中说：“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若吾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3]欧阳修的这段话是感慨“知之”与“好之”之间是很难一致的。但这段话恰好说明，阐释者的阐释相对于创作者本人的意图或喜好而言具有独立性和个人性。欧阳修与梅尧臣都认可了欧阳修对梅诗理解的权威性，然而欧阳修所称许者却与梅尧臣完全不同。同时代的好友与知音，又都是作为当世的著名诗人，尚且出现这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那么存在着时空间隔的阐释活动，其个人性无疑会更加明显。 从阐释者本人与文本关系来看，由于前者处于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因此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文本的解读也会存在不同。黄庭坚曾谈到自己阅读陶渊明作品时的体会：“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力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4]少年时读陶诗读不出味道，待到经历过一些世事，有了超拔闲旷的心境后，方能读出味道。这是黄庭坚阅读陶渊明作品的个人体会，也是很多人的阅读体验。阐释活动是阐释者的个体人生与文本里描绘的人生的相遇，是阐释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参悟和感受他者人生，并将这种领悟传递给他人的过程。年龄与阅历的变化，体现出的是阐释主体的未确定性和流动性，它增加了阐释活动的复杂性，也增加了阐释活动中的个人化色彩和偶然性。 更重要的是，阐释者本人是处于具体历史中的人，时代的文化、政治、社会等具体历史语境，都会直接影响阐释活动的内容指向和价值判断，成为阐释者的特质规定以及个体阐释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美国学者乔治娅·沃恩克曾在其著作中征引伽达默尔的一段话：“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5]9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阐释者对本文的阐释，并不依赖于作者以及其他读者的阐释；第二，作者与其他读者的阐释也都具有个人性；第三，阐释者的阐释受到具体历史语境的制约，这是其个人性的基础。在征引了这段话之后，乔治娅·沃恩克又以实例的方式将伽达默尔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我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理解可能被联系到我对心理学问题和存在主义论点的理解。这些可能并不是促使莎士比亚自己创作这一剧本的问题和论点；它们既不是过去他的公众必定意识的问题或论点，也不是今后将必然指向理解这一剧本的问题和论点。然而这些问题和论点既有助于规定我规定该剧本可能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又有助于规定我得以理解莎士比亚意图的方式。”[5]91伽达默尔强调前见对个体的规定性，注重前历史对阐释者的影响，而从沃恩克的观点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发现阐释活动的个人性特征。这种个人性体现在它与创作者意图可能无关，与过去的读者观点可能无关，也与未来对该作品的理解可能无关——它只对阐释者本人有意义，这展现了阐释者本人的阐释方式和兴趣点，也体现出文本对阐释者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阐释主体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阐释的个体性是阐释活动的出发点，任何一种阐释都是由个体出发的。阐释者的个人性是阐释活动的起点，因此当我们讨论阐释的公共性时，也需要从阐释主体出发，从阐释主体以及阐释活动的个体性中发掘出公共性的辩证内涵。理论的吊诡在于，个体阐释的多样性在赋予了阐释活动的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条件。张江先生指出，个体阐释不是私人阐释，某种程度上，这是个体阐释具有公共性的关键节点所在，也是个体阐释的公共约束和责任担当的结点所在。个体阐释是建立在人类共通性基础之上的，阐释主体是处于具体历史中的人，他受具体历史时空的制约，因而在具有历史具体性和个性的同时，也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公共属性。因此，“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于人类理性的公共性”，这道出了阐释活动具有公共性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