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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心理结构与阐释公共性的形成 从阐释主体来分析阐释活动公共性的形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是阐释主体的内在要素，其二是其外部要素，其三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因素。所谓内在要素，即人的本质的共通性，在此我们主要从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来考察。所谓外部要素，在此是指语言和话语体系。所谓介乎两者之间的要素，则是指具体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等。这些方面虽然具有属于外在于人的客观性，但又是规定了人的社会本质的重要方面。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为了解释审美判断力的普遍性，提出了“共通感”这一概念。“人们必须把sensus communis(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的)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将会从主观私人条件中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有可能会被轻易看作是客观的。”[6]对这一概念，康德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共通感是康德基于他自己理论推衍的一种假定之第二，它是一种评判能力和一种理念，即属于人类理性范畴；第三，它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主要是指它在人类本质中的普遍存在，而并非是指具有物质实体性；第四，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使其与主观私人条件截然分开，即它存在于人的主观与精神世界，但又不属于某一个具体人的纯粹个人经验。张江先生提出的“公共阐释是共度性阐释”“公共阐释是反思性阐释”、个体阐释不是私人阐释等观点，是与康德主义的这些美学观念有联系的。然而在康德之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路，他的“共通感”的假设也可以获得更多、更充分的解读，而这些对于我们理解阐释主体的内在本质联系也十分必要。 20世纪初期以来，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荣格等学者对人本质的理解在此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质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意识，即理性；其二是无意识，即非理性。人的深层心理构成是一个类似冰山的结构，理性仿佛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只是人类本质的一小部分之决定人类行为的是人的深层本质，即无意识部分，它仿佛深藏于海底的冰山主体。学界一般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称之为个体心理学，因为他强调个体童年创伤对无意识的构成作用。在这种个体心理学的背后，其实暗示出了人类共通性的可能。人类的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主要是性的欲望；而童年创伤也主要是指童年时性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以及阉割恐惧等。因此个体无意识其实主要是由童年的性意识创伤组成。尽管每个人的创伤经历不同，但却都是童年性意识，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荣格在这方面比他的老师更加明确。在他看来，人的无意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体无意识，一部分是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是私人童年经历，而集体无意识则是深埋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初记忆，它并非个体经验，而是人类远古记忆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回响。它虽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但却不属于每个个体，而是一种他者存在，是一种客观普遍性存在。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观点使我们对人类的心理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可以借此达成对阐释活动和阐释主体更多的认识。作为阐释主体，他不仅仅具有理性，同时还具有感性，甚至在心灵深处还有属于无意识的非理性层面。这些拒绝理性分析的东西，是人类的重要属性，也是人类彼此之间可以分享的世界，同样也是阐释活动得以进行、阐释主体分享阅读体验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桑塔格以其女性独有的敏锐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7]16她的观点虽然有偏颇之处，但却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阐释中，我们不能通过阐释将艺术转变成一种思想，或者文化的传达工具。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的主张，力倡去感受作品。与桑塔格不同的是，我们不反对阐释，但在阐释活动中，阐释主体通过自己的阐释，不仅要传达思想，传达文化等观念，同时，也要传达感受。正如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论证的，人类的感受和经历同样具有共通性，可以实现共享。桑塔格还指出：“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7]17虽然这是她反对阐释的理由，但同时也提醒我们，阐释活动是一种由感觉和感性出发的活动，感性和感觉是我们阅读活动开始的地方，是阐释活动得以进行的动力之一。因此，在阐释活动中不能忽视感受和感性。同样地，阐释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理性和观念方面的共享性，同时也体现在人的感受甚至非理性层面的可分享性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