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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社会存在与阐释公共性的形成 人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天与后天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才形成的。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而言，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这一定义主要着眼于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人本质建构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这一系列关系的综合体现。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构成了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形塑了人的观念和思想。伽达默尔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人本质规定的具体化版本。他在评述维柯时说：“维柯认为，那种给予人的意志以其方向的东西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表现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共同性的具体普遍性。因此，造就这种共通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35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对人的社会属性可以做如下理解：其一，人的普遍性不是理性的抽象品，而是具体普遍性，它落实于具体的集团、民族或国家等人类具体的社会性和普遍性上；其二，对于生活而言，起到决定性意义的是这种人类具体普遍性；其三，这种社会属性同样属于人类共通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之其四，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理念，我们可以将这种具体普遍性作一延伸，即这种具体普遍性体现于时间性之中。无论是一个集团，还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都具有时间性和时代性，都存在于具体时空之中，它规定了具体人的集团属性、民族属性或国家属性。并且这种普遍性以两种情形展开自身，第一是作为传统，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先在；第二是个体自我的历史性，它表现为一种同时性，即规定了个体的具体时间性。在阐释活动中，它们交汇在一起，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基础。 在阐释活动中，传统具有双重性。海德格尔曾经讨论过历史意识的此在，非常符合对这种双重性的描述。他说：“过去的‘已经在此’，而且是以形式生动多样的‘已经在此’与逗留照面的，这种逗留以一种规定的方式看它并这样去看它的指引联系，以至于一种关联从其自身、从其预先规定的事情内容中产生出来，这种关联不断将比较的逗留纳入到追踪的看和共同的看，而且它必须从自身出发以这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10]58-59也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或传统)在阐释者出现之前“已经在此”，它已然获得了自身的存在形式，是具体阐释者的先在。但是，当阐释者审视它的时候，又是“追踪的看”和“共同的看”的结合。“追踪的看”是一种还原，它不是还原到历史本身，而是尽可能地与此前出现的所有有关此一历史事件或文本的诠释知识的一致。“共同的看”则强调了一种公共性。海德格尔说：“历史意识这样存在着：它将自己纳入到一种公众状态中规定的自我解释，以这种公众状态的方式来把握自己，并这样普遍地支配自己。”[10]59历史是一个不断在公众中展开的过程，公共性的阐释成了历史把握自身的方式。并且在看(阐释)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关联，这种关联中最重要的就是阐释者的当下，即生活的此在，它引导和规定了看(阐释)的方式和方向。也就是说，传统一方面作为解释出来的传统而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当下与传统的结合而存在。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思考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去追逐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是学会在对象中认出自身的他在性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是一种关系。”[11]80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都强调阐释主体，强调从阐释主体出发来审视阐释活动的本体性。阐释的公共性在这里可以获得合法性依据，传统或过去的历史及文化作为规范主体的他者，在阐释活动中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它不仅规定了阐释者主体，使之处于历史链条之中，而且提供一种类似于客观知识的东西，规定了阐释者的阐释不可以是私人阐释，而是可分享的知识。 阐释者的当下性由于与传统的结合，因而在阐释活动中也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一方面，它赋予文本解释以时代性，使文本不是历史幽灵的复活。阐释活动并不仅仅追求历史的还原，而是在解释中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这种新意义的获得，就在于阐释者根据当下的时代语境和需求，因而对历史事件或文本做出新的解读。这种新解读将会随着时间距离，而汇入文本或历史事件的解释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当下性来自时代和社会，而不是来自个体，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可以使阐释者的阐释获得同时代接受者的同情和理解，进而使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双重维度，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